近代中国人现实存在的健康问题,引发国人对于自身形象与中国国际形象的敏感性。19世纪末,西方社会将中国人称为“东亚病夫”,引发国人对于自身“病态”的精神状况与羸弱的体格的审视。但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病夫”体质与“弱国”地位愈显“相得益彰”,“东亚病夫”逐渐被理解为是由健康问题引发的西方社会对中国弱国地位的蔑视,在耻辱感与无奈感交织的情绪作用下,健康问题受到空前关注。随着甲午战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日渐勃发,本身就交织着复杂的民族耻辱情绪的健康问题逐步进入民族主义话语。20世纪初近代健康理念的引入中国,健康、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层级关系得以建立,最初对于健康问题的民族主义表达从一种人口的“量”的角度来阐述国民健康对于国家竞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随着认识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增进国民健康的主要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增加人口数量,而是更为根本的单个国民的服务能力。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复兴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救国”和“建国”工作被认为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两个步骤。民族健康通过与“救国”、“建国”两个时代主题先后建立关系,进而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问题,至此,近代中国的健康问题真正进入民族主义话语。民族健康的重要性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而日益凸显,20世纪20年代,国人开始在实践层面上考虑如何改变健康状况的问题。受一战后西方国家的健康实践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先倡导并着手推进学校健康教育,到30年代进一步着手推进社会健康教育。1941年7月中国卫生教育社发布《民族健康运动方案》,这使得社会力量推动健康事业发展到顶峰。而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卫生教育社的组成人员的官方背景,也使得国民政府对民族健康问题空前关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于充分调动与发挥全国的人力资源的迫切性骤然上升,直接加剧了国民政府对改善民族健康状况的迫切性。1941年底,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族健康运动,中央和各地方相继成立民族健康运动委员会,并从十二个方面全方位推进,试图根本改善国人的健康状况。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以及经费、人才问题的限制,使得这一运动的成效十分有限,直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始终未能彻底改善国人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