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在近几年呈现高发的态势,通过查阅相关司法案例检察文书、裁判文书进行统计,笔者发现,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重灾区主要集中在房屋土地评估作价、会计审计、资产验资等领域,可见,该问题已经涉及经济领域几个重要方面。因此,笔者以把手案例网上典型案例为切入点,综合123篇检察文书、100篇裁判文书的类型化、对比性的统计、分析,挖掘案例背后的问题,建立案例的问题导向,对应的找出向应解决方案,循序渐进对本罪的司法认定逐步厘清。鉴于此,在对实际案例宏观统计分析与微观个案分析相结合中,对应找出的如下问题,对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进行罪的司法认定。首先是“中介组织规定范围明确程度”与“不具备专业资质的中介组织工作人员的责任承担”的认定,这是从犯罪主体方面明晰该罪主体范围与责任的关键,强调中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类型上、特点上应当进一步明晰之处;其次是对“证明文件之类型”的认定,通过例举的方式说明证明文件类型上存在的问题,旨在高效区分构罪与否、此罪与彼罪。再次是对本罪共同犯罪的探讨,介于中介组织工作人员不得在无中介单位挂靠的情况下单独从业,因此,在实践中中介组织是否构成单位犯罪,抑或中介组织与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其认定对于合理定罪量刑,以达到罪责刑相适应富于实践指导之要义。最后是对“情节严重”的认定,该方面认定需要结合行为人客观行为状况以及犯罪的主观意识形态。例如,行为人做出评估行为时对标的物的考察情况,对评估基准资料的认定情况,市场行情变化对证明结果的影响程度等对该罪“情节严重”的认定对量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造成的结果的不同,终导致量刑也存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