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地矛盾突出的国家,耕地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我国十分重视耕地保护,但是耕地保护形势仍然严峻。农民作为耕地的行为主体,对耕地保护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农民的耕地利用行为又由其认知决定,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同代际的农民耕地保护认知逐渐分化。为了探究农民耕地保护认知的理论体系,了解其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本文以甘肃庆阳为例,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农民耕地保护认知。首先运用李克特量表构建农民耕地保护认知理论体系,接着对农民耕地保护认知进行实证测度,然后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农民耕地保护认知代际差异,最后运用Logistic模型研究了农民耕地保护认知影响因素。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农民耕地保护认知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农民从自身价值目标出发,形成对耕地保护的态度价值观,即农民对耕地保护的数量、质量、功能、伦理四个维度的认识和主观心理倾向。(2)农民耕地保护认知量表的整体信度为0.906>0.7,各维度信度均大于0.7,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描述性统计量KMO=0.872>0.7,Bartlett’s球形检验的sig=0.000<0.05,说明变量间存在相关性;潜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均超过了0.5的临界值(0.56—0.82),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性;模型中任何一个潜变量AVE的均方根(0.75-0.82)均大于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0.66-0.81),通过了一阶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各维度间的区划效度良好。(3)结果显示,被调查农民的农民耕地保护认知水平集中在3.5-4.0之间,有137个,占样本总数的33.83%,分值在1.5-2.0和4.5-5.0之间的样本所占比例较少,分别为4.2%和0.74%,共20个,农民耕地保护认知水平均值为3.52。数量认知集中在3.5-4.0之间,共155个,占样本数的38.27%,数量认知水平平均达到3.51;质量认知集中在3.5-4.0之间,有164个,占样本数的40.49%,质量认知平均水平为3.53。功能认知集中在3.0-3.5之间,共123个,占样本总数的30.37%,功能认知的均值是3.19;伦理认知集中在3.0-3.5之间,共146个,占样本数的36.05,均值是3.36。质量认知总体水平较高,功能认知总体水平较低。研究区域内的农民耕地保护认知水平还不算高,有较大的提升潜力,与理想的耕地保护认知水平存在一定偏离,这从某种程度限制了耕地利用效益的提高。(4)耕地数量认知和功能认知差异较为显著,主要存在于老一代与新生代、中生代与新生代农民之间。对于耕地数量认知,老一代与新生代农民、中生代与新生代农民在“对违法占用耕地的行为会阻止或举报”、“自家耕地只种植农作物”、“我会节约利用耕地,避免浪费”三个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中生代农民与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在“想开垦更多的荒地”问题上差异显著。对于耕地功能认知,老一代与新生代、中生代与新生代在“耕地可以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耕地能带来优美乡村田园风光”这两个问题上差异显著。(5)在农民个体特征中,年龄、文化程度、性别、兼业程度和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对农民耕地保护认知有显著影响;在耕地资源禀赋中,耕地到道路距离对新生代和中生代农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外部环境因素中,参加农业技能培训和媒体宣传对农民耕地保护认知有显著影响。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增强耕地保护宣传,提高农民认知。(2)完善耕地保护责任机制,增强农民耕地保护责任意识。(3)保护耕地环境,促进农村服务业的发展。(4)对耕地的外部性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