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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简称“一带一路”)，试图构建新型区域间双边、多边的投资合作机制以积极顺应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利用国家间的区域合作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往来，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实现促进自身贸易投资增长和全球经济复苏。尤其是在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亟需拓展新的贸易空间和投资市场。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推动与实施，各国间投资合作的加强与深化必将进一步提升沿线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程度，从而帮助中国企业顺利克服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所谓投资便利化是对国际贸易投资制度、程序和规范的简化与协调。通过对贸易投资流程的简化，进而提高相关政策管理的透明度和行政审批的效率，为国际投资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因此，衡量并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优化中国OFDI的投资环境，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发展水平发展情况如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相关关系？那么中国企业以投资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的提升是否能加强国O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继而能否通过OFDI技术溢出所引进的先进技术提升本土产业技术的发展？面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逆全球化现象以及投资非理性等问题的挑战，上述问题的研究有利于缓解中国目前经济产能过剩的困境，并在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发展，对协调维护双边贸易、投资合作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投资便利化为切入点展开讨论，并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4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综合运用了文献归纳、理论演绎、实证分析、统计比较等研究方法进行考察。文章完成的结构安排和主要的工作成果如下:
本文首先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定义、指标构建和测算方法进行归纳和总结，并结合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选取基础设施水平、法制环境、金融与电子商务、劳动力市场四个方面作为投资便利化的一级指标，并将其细化分为21个二级指标，从而构建投资便利化的测评体系。其次，文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根据其测评结果分析可知，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指标得分多处于一般便利水平，且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便利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此外，本文通过Moran指数检验发现周边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空间的集聚性和依赖性逐渐减弱。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理论层面:一方面在投资便利化指标选取中阐述了各一级指标对OFDI作用的一般机制;另一方面在企业异质理论框架下，从投资成本的角度分析对OFDI的影响机制。实证层面:文章首先采用系统GMM的估计方法，分别选用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便利化一级指标得分对中国OFDI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以及各一级指标均对中国OFDI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基础设施水平、法制环境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最大。其次，根据上一章节投资便利化水平在空间上存在相关性的结论。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采用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便利化水平对中国OFDI的空间效应。检验结果同样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中国OFDI呈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东盟地区的表现最为明显。
从投资便利化的角度，研究中国O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以及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首先，文章仍以2008-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为例，选用门槛效应回归检验分别分析了科技研发投入、基础设施水平、法制环境、金融与电子商务、劳动力市场对OFDI技术溢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研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OFDI技术溢出效应不存在门槛效应，但是呈现显著促进用。法制环境的回归估计存在双门槛效应，且仅当该变量跨过单一门槛后，对技术溢出才呈现出正向影响，这与金融、电子商务和劳动力市场的估计结果一致。在已知投资便利化对O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的条件下，文章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方法分析了中国OFDI技术溢出对东道国技术进步与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OFDI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进步升级存在倒“U”型影响，且由于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从而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综合吸收能力，继而作用于东道国技术进步与升级的转折点。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构建投资便利化的指标测评体系，全面刻画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的发展状况，并将其运用到后续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二是从投资成本的角度，依据企业异质性模型阐述投资便利化—投资成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三是在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影响的实证检验中引入空间相关性分析，从空间层面阐述两者间的相关关系。四是研究视角的创新，主要研究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对O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情况，继而考察对本土产业创新与升级的作用轨迹。
本文以投资便利化为切入点展开讨论，并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4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综合运用了文献归纳、理论演绎、实证分析、统计比较等研究方法进行考察。文章完成的结构安排和主要的工作成果如下:
本文首先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定义、指标构建和测算方法进行归纳和总结，并结合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选取基础设施水平、法制环境、金融与电子商务、劳动力市场四个方面作为投资便利化的一级指标，并将其细化分为21个二级指标，从而构建投资便利化的测评体系。其次，文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根据其测评结果分析可知，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指标得分多处于一般便利水平，且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便利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此外，本文通过Moran指数检验发现周边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空间的集聚性和依赖性逐渐减弱。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理论层面:一方面在投资便利化指标选取中阐述了各一级指标对OFDI作用的一般机制;另一方面在企业异质理论框架下，从投资成本的角度分析对OFDI的影响机制。实证层面:文章首先采用系统GMM的估计方法，分别选用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便利化一级指标得分对中国OFDI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以及各一级指标均对中国OFDI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基础设施水平、法制环境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最大。其次，根据上一章节投资便利化水平在空间上存在相关性的结论。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采用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便利化水平对中国OFDI的空间效应。检验结果同样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中国OFDI呈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东盟地区的表现最为明显。
从投资便利化的角度，研究中国O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以及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首先，文章仍以2008-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为例，选用门槛效应回归检验分别分析了科技研发投入、基础设施水平、法制环境、金融与电子商务、劳动力市场对OFDI技术溢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研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OFDI技术溢出效应不存在门槛效应，但是呈现显著促进用。法制环境的回归估计存在双门槛效应，且仅当该变量跨过单一门槛后，对技术溢出才呈现出正向影响，这与金融、电子商务和劳动力市场的估计结果一致。在已知投资便利化对O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的条件下，文章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方法分析了中国OFDI技术溢出对东道国技术进步与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OFDI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进步升级存在倒“U”型影响，且由于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从而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综合吸收能力，继而作用于东道国技术进步与升级的转折点。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构建投资便利化的指标测评体系，全面刻画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的发展状况，并将其运用到后续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二是从投资成本的角度，依据企业异质性模型阐述投资便利化—投资成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三是在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影响的实证检验中引入空间相关性分析，从空间层面阐述两者间的相关关系。四是研究视角的创新，主要研究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对O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情况，继而考察对本土产业创新与升级的作用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