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带来世界经济长时间的繁荣,出口能带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增长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面临此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日本、台湾等外向型经济遭受重创,贸易保护主义初现端倪。我国的外部需求同样迅速放缓,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这次危机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再次提出了问题。外向型经济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才合适?怎样保持“三驾马车”平衡发展?这不禁让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持续性问题。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里,东部和西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是否处在不同的阶段?在东部出口企业开始转型的时候,西部尤其是重庆的出口企业,应该怎样寻求发展?基于以上背景,文章从短期—长期、需求—供给这两个角度分别阐述了出口增长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并结合增长极,提出了出口增长极这一概念,探讨了出口增长极效应发展的不同阶段。在短期,区域经济增长是由需求拉动的,这是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思路,出口的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的需求会带来供给的投入。在长期,区域经济增长则是由供给推动的,供给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出口的这种短期和长期的作用,通过要素聚集、扩散的循环累积互动形成了具有增长落差的增长核心—增长极,这一过程就是出口增长极效应。出口正是通过出口增长极效应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文章探讨了出口增长极效应的涵义,把出口增长极效应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要素聚集阶段、效益扩散阶段、和谐发展阶段。在短期,区域经济的增长由需求拉动,文章沿着凯恩斯的思路,讨论了出口增长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模型,即出口贡献率的模型。传统的出口贡献率模型,没有考虑出口通过投资和消费对GDP增长的影响,因此可能低估了出口的贡献率。本文将出口作为外生变量,建立了联立方程组,从而将出口通过消费和投资带动GDP增长的部分考虑在内。在长期,区域经济的增长由供给推动,文章从技术溢出的角度,讨论了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和制成品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文章实证部分比较了重庆、上海、广东三地区出口基本状况,三地区在出口贡献率和技术外溢效应在三部门间的分布情况,以及三地区要素流动的情况。在经过充分的实证后,得出重庆处在出口增长极要素聚集阶段,上海和广东处在出口增长极效应效益扩散阶段的结论。结合以上分析,文章对重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思路作了一个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