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生态环境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各种生态环境污染事件高发,给人民健康和生活空间带来重大威胁,也不断增加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管压力。由企业排污造成的环境事件,正逐渐由单纯的政府环境处罚衍生为政府监管和投资者“用脚投票”相结合的有效反馈。在政府部门、投资者、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守法的多重诉求下,如何在现有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框架下更好地约束企业环境行为,成为当前环境管理的重要内容。企业通过系统完整地梳理并公开在履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责任、承担与经济收益相应的环保义务方面的情况,向社会展示企业真实客观的环境行为和潜在的环境风险,对于维护公众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监督知情权、保障投资者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知情权、提升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管效率均有重大意义。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释放了国家健全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的重要信号和强烈决心。美国、日本、欧盟及欧洲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较早,也是伴随企业环境污染事件向资本市场传导的过程逐渐建立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加以固化。目前,这些发达经济体已基本建立成熟的环境会计、审计制度、环境信息公开及披露制度。经过多年实施和市场培育,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意识也逐渐由被动强制披露转变为主动自愿披露,大大降低了政府环境监管成本和投资者风险。我国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到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同发展,再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企业环境污染的监督治理也表现为由缺位—重视—补位的渐进过程。在这一渐进过程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起步较晚,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极少,环境信息披露的成果和绩效未得到充分检验。本研究选取2010—2017年沪市14个重污染行业的197家企业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打分法获得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考察了涵盖环境规制重要时间节点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变化情况,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探究了在信息特质、企业特质、制度背景特质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公司治理影响因素,以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融资成本及环保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揭示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于企业确实存在诸多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并通过一系列更为细致的研究,挖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发挥积极效应的制度背景,进而从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角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能促进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该部分研究包括四个部分。一是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增强控股股东参与环境保护的实力和话语权,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二是国有控股能释放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合规要求,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三是企业两职分离的特征,能有效发挥对管理层的监督,促进企业在经营管理中从长远考虑,加强环境管理和信息披露。四是企业监事会规模能加强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合法性审查,及时纠偏企业的环境不合法行为,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底气和保障。第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该部分研究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在同等条件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能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二是相较于宽松的环境监管程度,严格的环境监管有利于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环境监管通过对企业达到环保合法性要求产生外在压力,推动企业采取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降低环境风险和投资者的风险预期,进而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三是相较于较低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释放各种市场要素对企业环境信息的作用,改善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畅通信号传递渠道,促进融资效率提高。第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降低融资成本有显著效应。该部分研究包括四个部分。一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能显著降低股权融资成本。在权益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企业环境信息能作出即时反应,通过股票交易量和股票价格等形式展现出来。二是企业环境信息对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并不稳健,仅在企业面临较高的债务融资约束时显现。三是环境信息披露对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主要通过鼓励性环境信息披露来实现。目前我国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过多关注企业环境污染排放和治理,相关信息容易被投资者归类为负面信息并作出不完整解读或过度解读,环境信息的信号传导效应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四是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融资成本降低效应更为显著。国有企业因为多元化社会责任加持,在鼓励性环境信息披露方面表现良好,加之投资者对其披露的环境信息给予采信,对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更为显著。第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企业环保投资规模越大。该部分研究包括四个部分。一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能有效促进环保投资。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向外界公布自身发展水平的一种有效市场信号,能提高资本市场上环境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提高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增强企业因环保投入索取的资金供给,降低融资成本进而扩大环保投资。二是国有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对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大。国有企业因原生的政治关联,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合规行为,更能从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效应的角度出发开展环境治理和信息披露,所披露的环境信息内容和质量也更有保证,更能得到资本市场的辨识和认可。三是金融发展越充分的地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越强。金融发展程度越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的信号传递越通畅,投资决策的机会成本也相应降低,融资成本得以降低,环保投资的资金来源得到更好的保障。四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能通过促进环保投资,提升增长期权价值。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1)研究视角创新。现有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大多聚焦企业某一项财务表现,较少将融资约束、环保投资和企业价值联系在一起,本文尝试先分析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融资约束降低效应,从中发现其对降低融资成本、促进环保投资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丰富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效应研究。在回归分析中,将企业的股权性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政府的环境监管程度作为调节变量,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究了股权性质、制度环境、市场化进程等不同背景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效应异质性,对于研究提出适用于政府、企业不同主体的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具有重要意义。(2)研究方法创新。一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测算方法创新。结合我国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要求,提出了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指标和鼓励性环境信息披露指标各9个,构建了强制性环境信息指数和鼓励性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并结合两类信息的特点进行回归分析,拓展了研究的实践价值。二是拓展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环保投资的作用机制研究。本文从融资成本渠道和经营现金流渠道两个维度,采用多元回归、分位数回归、两阶段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和检验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环保投资的影响,验证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能够通过对加大环保投资进而提升企业增长期权价值,丰富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