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两种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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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大法,同时辅之以其他分析方法,例如典型案例分析法,古为今用分析法,中西比较分析法,史论结合分析法,现代经济学分析法,文化经济一体性分析法,对古代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最基本的原则、方针、方式、方法等问题进行研究,按照对古代中国政府的立场将宏观经济管理分为自由放任经济管理思想和国家干涉经济管理思想。在两种宏观经济思想的分析方面分为未实践的部分和付诸实践的部分。 国家自由放任经济管理思想在理论上以司马迁的“善因论”为代表,之前先秦儒家、道家、墨家的经济思想中已经包含有可贵的自由因素而成为理论的历史先声。之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主张对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的主张虽不能与国家干涉相抗衡,但仍不绝如缕,在“善因论”之后对国家自由放任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做出贡献的主要有北宋的叶适,明代的丘浚,明末清初的唐甄等。在实践中国家自由放任思想主要运用于新朝代建立之初,为了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统治者往往采取“与民休息”的方针,具体经济政策包含重农、轻徭薄赋、崇俭等内容,充分利用民间自发的力量来恢复凋敝的经济。在对国家自由放任经济管理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后,本文得出该思想的若干特征:在人性“求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上,认为人的利己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要求统治对此进行采取顺应的态度;在义利观上,大多反对传统的重义贱利论,坚持物质利益的基础地位,但难能可贵的是也看到了道德规范对物质的约束和规范作用:在具体的社会贫富差距上,大多持“贫富之道,莫之夺予”的“保富”和“安富”论,对贫富差距的调节提倡通过经济个体自身的努力来进行;在产业结构方面,极力反对传统的重农抑术思想,主张在重农的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主张有限政府,甚至要求政府维护私有制,发展法制,有现代政府的影子。 国家干涉主义经济管理思想以《管子·轻重》中的“轻重论”为理论代表,主张在对商品流通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由国家进入工商业领域从事工商业经营以获取利润,该理论既有经济规律的认知基础,同时又有具体的宏观经济措施;在“轻重论”之前,法家的经济思想体现着极端的国家干涉主义,儒家的经济思想在“义利”观方面同样含有伦理干涉的色彩;之后对国家干涉主义经济思想做出贡献的大多是一些实践家,在理论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唐白居易的经济思想,特色是并不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来谈论经济管理,经济本身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其研究的出发点,同时也并不轻视工商业,主张农工商之间的协调发展。国家干涉主义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在实践方面的内容主要有:西汉桑弘羊所主持的财经改革,耿寿昌所创立的常平法,王莽的全面改制,唐中叶刘晏的财政改革,北宋年间的“熙丰变法”等,这些国家干涉主义的实践或成功或失败,原因不一,但改革目的都在为化解当时日益严峻的政治、经济矛盾。 在对国家干涉主义经济管理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后,本文得出该思想的若干特征: 古代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涉以化解社会矛盾为出发点; 古代国家经济干涉的直接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打击富商大贾、兼并之家的政治、经济势力,并非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为目的; 在国家干涉的指导原则上都普遍强调财政和经济的辩证关系; 在干涉的方式方法上,一般主要是通过官营工商业来进行,这样一种方式方法的采用对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 在文章的结论部分,还初步研究了古代两种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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