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真的诗,应该揭示生存真相,眷恋生命潮汐,探寻语言玄奥。诗就是人类通过语言与生命/生存的交锋。诗歌写作如何能和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诗的这种本体自觉,我认为是诗歌创作始终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写作,摆脱了强加在“诗歌”名目下的一些非诗因素,诗人在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之后对诗歌的本体也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内外因素的交织促动使诗歌写作焕发出新的生机,朝着生命/生存这个本体进发,但受当时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影响,这种努力还只是停留在实验的层面。从更早的“X小组”、“太阳纵队”、“白洋淀诗群”等“潜在写作”,到“《今天》诗群”、“朦胧诗派”、“新生代”等,有一条连续的追寻诗歌回归“人”、回归艺术的文脉。笔者认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写作的出现,诗歌写作才真正回到自身,回到个体生命,回到对语言的吁求,体现出一种成熟。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个特定的称谓,在诗歌理论界专指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张曙光、孙文波、肖开愚、陈东东、翟永明、臧棣、西渡等人的诗歌写作。这些诗人以“知识分子性”作为自己诗歌写作的基本立场,将诗的触角探伸到现实生存和历史承载力之中,在语言的历险中达到对诗歌处理生命和生存能力的深度开掘。这使得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史上极为重要的诗学现象。但肯定之外也不断遭到攻击和驳难,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90年代末爆发的“盘峰论战”,成为新时期以来最大的一次诗歌事件。在与“民间诗人”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情绪化的攻讦和驳难中,知识分子诗人被歪曲指认为“贩卖知识”、“不关注生存”、“买办诗人”和“只有知识和技艺,没有灵魂”等等,这些不负责任的指责使人们对知识分子写作的认识出现了歪曲,其最本质的东西被遮蔽。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引言,第一章知识分子诗歌的历史生成,第二章知识分子诗歌的精神镜像,第三章知识分子诗歌的艺术特征,结语。笔者结合文本细读从以上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来达到对90年代诗歌中“知识分子写作”被遮蔽的本相的还原和敞开,并通过对其精神镜像和诗艺特征的探究,将知识分子写作在诗歌精神和诗艺上的开拓价值加以澄清,以期对当下诗歌写作有所助益。第一章,从事实指认入手,从发生学的角度对知识分子写作的生发做历时性梳理,并以“盘峰论战”中“民间诗人”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攻讦为基点逐一做出阐释,来达到对知识分子写作真相的还原和敞开。同时,肯定了知识分子诗人在揭示生存真相,眷恋生命潮汐,探寻语言奥秘方面做出的颇有力度的探寻,并昭示出一个诗人在当下物欲化的社会中应该具有的真诚品格——知识分子性。知识分子诗人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为着人类精神上的救赎,为着自由和正义,勇敢地对不合人性和生命法则的行为指证,以智性的话语展开对历史境遇、社会现实、精神旨趣等的质询和批判,切入了当下最根本的生存处境和文化困惑之中,担当起了诗歌应有的道义和文化责任;同时,也有效地反映了时代复杂动荡的现实感,且刻画了知识分子痛苦而执着的精神历程。第二章,知识分子诗人的内在品格又使其承担起精神失落和“神性”缺席的痛苦,以宣谕者的身份向自身的良知靠拢,在一种超拔的高度对内心和时代进行超越性书写;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操守,不依附于权势话语,在精神的迁转流徙中探索生命的本真;在不停的诘问自身与生命和生存的紧张关系中挖掘写作乃至生存的可能性,这些因素的加入使诗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第三章,在诗艺开拓上,知识分子诗人在形式、技巧和生命、灵魂的磨砺中创造了大量的朝向经典的文本。无论是叙事性的融入在现实题材和噬心主题的综合处理上,还是在反讽与喜剧精神的透视下对荒诞、悖谬的生存境遇的完整呈现;无论是在“影响的焦虑”中对诗歌新的生长点和精神互文的找寻,还是在异质混成的综合书写中对语言和生存的切近关照上,知识分子诗人都做了较为前瞻的探究,为中国先锋诗歌的继续前行做了坚实有力的奠基。无疑,知识分子诗歌也有它的缺失,沉滞有余,轻逸不足。但相较于知识分子诗歌,当下的诗歌写作,特别是网络流行诗,就显得缺乏历史想象力,只是在写作的“无用”的快慰中忘却现实生存的痛楚,在一种自我麻痹中消遣着高贵的文学,在大众传媒话语高度膨胀的时代过量地倾销恶俗和肉麻,观之实在是浅薄且缺乏基本的写作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诗歌犀利、离心的精神和语词历险确实具有“价值重构”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