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坦·托多罗夫从早期的结构主义诗学转向了人文主义美学,这一转变背后传达的是托多罗夫对个体生存的关注。从早期的对话理论开始,托多罗夫就强调在文本之间对话。他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出发,看到任何一个话语都有两个主体,一个是显性主体,即个体,还有一个潜在的对话主体。在《象征理论》中,托多罗夫深化对话理论,强调文学的目的是人类生存本身,文学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等外部环境而独善其身。在《批评的批评》中,托多罗夫把文学文本的对话转向文学语境中批评家之间的对话,分析批评背后的“相异性”。他通过对萨特、布朗肖等人批评写作中的悖论性总结,说明了封闭自我的浪漫主义是不存在的,“批评”总是在“对话”和“理解”中循环前进。文学或文学批评的差异性构成了文学多样性,但是文学它不仅属于语言,还是属于历史、哲学和科学。晚期的托多罗夫彻底转向了人文主义美学,强调文学和艺术应该有助于个体生存和幸福。他看到在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盛行的今天,文学和艺术越发走向内在和解构,让文学和艺术远离最广大的公共空间无异于把文学和艺术窒息。为此他提出了个体和他者之间更广阔的对话,让人文主义美学进入到个体生活方式的层面。托多罗夫晚期通过对卢梭作品和启蒙运动的解读,以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小说和绘画,进而把个体和共同体、自由和平等、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三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展示出来,以强调文学和艺术应该是对最广大个体生活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