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1895--1976),世界闻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一生致力于把中国古典文学及文化介绍给西方国家。他文笔优雅随意,在同时代作家中颇具影响力。他编辑并翻译的中国传统文学及其作品备受西方读者青睐。直到今天,林语堂仍然为翻译领域的研究提供诸多值得挖掘的话题。然而由于政治和历史等原因,林语堂在美的英文创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在大陆逐渐翻译并出版,同时大陆对林语堂的研究也迅速升温。这与林语堂先生在中国翻译,文化译介等领域的历史地位和卓越贡献是极不相称的。近些年很多学者开始对林语堂展开全面的分析研究,从各式著作和期刊论文的发表中可见一斑。虽然林语堂是一个在中西方社会中享有盛誉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但鉴于作者本人有限的知识积累,本论文只是对做为翻译家的林语堂进行个案研究。基于前人对林语堂日渐成熟的研究之上,本文试从他的翻译理论,文化观,翻译策略等方面入手,对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活动进行梳理和研究。林语堂旅居国外三十多年,从他思想转变的历程来看,把他的文化观定义为一种“融合观”也好,“一捆矛盾”也罢,都能看出他对“自我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这对看似冲突的文化观进行选择的痕迹。自我东方主义是在东方主义的基础上衍生和延伸出来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东方文化身份的学者透过西方人的视角及其对东方认知模式来审视东方,书写东方,从东西方文化差异中为自我与他者定位,在跨文化的创作中进行自我描述。而在他的思想体系里,却始终都存在着挥之不去的东方文化情结。可以说林语堂一生都漫步在东西文化的结合部上,徘徊于东西方文化本位之间。从某种意义上看,他的东方主义应该是他东方文化情结的不得己的异化或变异。以林语堂的自我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为切入点,本文对林语堂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基于自身经历及当时的大时代背景,他写了近万字的《论翻译》,多角度阐述他对翻译理论的认识和态度。他认为译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是译者对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简单来说,译者应该有双语知识,受过翻译方面的专业训练。在当时中国的翻译理论中,林语堂提出的把语言学及读者心理因素纳入翻译研究具有明显的独创价值和超前意识。林语堂继承前人译论的精华,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条翻译标准：忠实、通顺和美,以及他的诗歌翻译观。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译者的三项责任,分别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对译文读者的责任及对艺术的责任。林语堂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翻译理论,而且在于他的翻译实践。他翻译了数量可观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多都是符合林语堂文学观的性灵、幽默或者闲适风格的古代经典作品。在翻译中,通过他对归化,异化,增译,改译等各种翻译策略的灵活运用,正确诠释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及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