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实现了迅猛的发展。近十年来,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高铁”）蓬勃发展,成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突出代表。高铁的开通可以大幅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载成本,对产业的集聚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影响。另外,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环境愈加严峻,加之我国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发展现状,制造业及整个产业体系结构的转型与升级迫在眉睫。2020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因此,制造业升级仍是我国十四五期间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艰巨任务。而作为制造业的配套行业,生产性服务业会将高铁对其集聚和生产力提升的影响传导到制造业,从而推动制造业升级。本文将高铁开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纳入同一框架,系统地论证了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介效应。首先,本文运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对我国高铁开通情况、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及制造业升级状况的总体水平、变化趋势和地区差异进行初步分析。分析表明,样本期内我国高铁建设蓬勃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总体上升,制造业升级状况整体改善,三者存在一定的共同变化趋势。其次,本文基于产业集聚理论和产业升级理论剖析了高铁开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理,包括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直接影响机制和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中介的间接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不仅可以通过加快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和促进市场一体化直接促进沿线地区的制造业升级,还可以通过促进沿线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间接促进制造业升级。最后,本文以2003-2018年的地级城市数据为样本,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高铁开通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高铁开通影响制造业升级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通过促进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和市场一体化直接促进了沿线城市制造业的升级,这种影响具有时间累积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地区和城市异质性效应;高铁开通通过促进地区间的高端要素流动和制造业市场一体化显著促进了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这种影响具有时间累积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地区、城市和行业异质性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的升级,并且这种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高铁开通通过促进沿线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间接促进了制造业升级,并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和地区、城市和行业异质性效应。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系统梳理并论证了高铁开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相关的理论框架,丰富了现有的关于交通基础设施、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2）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层面出发构建了制造业升级指标体系,从更为广泛的视角对制造业升级进行度量,使指标构建更加贴近我国现实情况;（3）从要素空间流动和市场一体化两条路径出发,论证了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机制,为高铁的产业升级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实证证据;（4）深入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的时间累积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深化了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5）从服务化视角系统论证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高铁开通影响制造业升级中的中介效应及非线性特征,拓展了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为制造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