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滋补经济持续发展的活泉,是引领民族走向兴旺的曙光。根据2017年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的创新能力正在不断提升,但是仍与世界创新强国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根据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分析,我国的R&D/GDP全球排名第17位,10000名企业研究人员PCT专利申请量中排名第27位,与GDP世界排名相比相对落后。企业是一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因素有很多,当前一些文献主要集中研究企业所处的治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环境共同构成了企业所处的治理环境。外部治理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等;内部治理环境是企业内部设立的组织机构,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等,为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建立的一种激励、监督与制衡机制。企业的内部治理环境会影响外部治理环境的形成及其有效性,因此在我国大力实施创新政策、扶持企业创新的宏观环境下,构建有效的内部治理环境的意义就显得格外重大。在内部治理环境研究领域,很少有人关注高管层下级高管对CEO的制衡所产生的内部治理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大部分文献都直接或间接地假定CEO是企业投资决策的唯一制定者,但是企业的投资活动是所有的高管共同决策的结果,只考虑CEO的内部治理效应有些片面。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下级高管制衡CEO所产生的内部治理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下级高管是指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除CEO外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他们通常比CEO更关注企业的长期价值,不会为了提高短期业绩而牺牲企业长期价值,有监督和影响CEO决策的动机和能力(Cheng et al.,2016)。由此可以合理预计下级高管有监督CEO加大企业创新的动机和能力,下级高管对CEO的制衡会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本文受启发于Cheng et al.(2016),从内部治理的新视角,即下级高管对CEO的制衡这个角度出发,分析研究内部治理有效性与企业创新二者间的关系。其中下级高管对CEO的制衡是指下级高管在影响CEO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的权力制衡作用。由于本文研究的同样是下级高管对CEO的制衡所产生的治理效应,本文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也参照Cheng et al.(2016)。本文使用财务报表披露当年至下级高管退休的那年间的工作年数来度量下级高管的决策视野,使用下级高管相对于CEO的薪酬来度量下级高管对CEO的影响力,使用决策视野和影响力标准化后相加后得到的综合指标度量解释变量下级高管对CEO产生的制衡力。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则从创新投入指标和创新绩效指标两个角度来度量。考虑到下级高管制衡和监督CEO所产生的内部治理效应可能会有滞后性,因此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提前一期。本文使用国泰安数据库中我国2008年-2016年间的9435个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对本文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与假设预期一致。研究发现下级高管在企业内部治理中发挥着制衡与监督CEO的作用,这种制衡提高了内部治理的有效性。下级高管的决策视野越长,相对薪酬越大,其制衡CEO的动机和能力就越大,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指标也就越高。而且当CEO兼任董事长时,下级高管制衡CEO的能力变弱,CEO机会主义行为得不到监督和抑制,内部治理有效性与企业创新二者间的关系变弱;距离CEO变更的时间越长,下级高管制衡CEO加大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动机越强,越能增强内部治理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稳健型检验中,本文分别改变创新投入指标的度量方法和内部治理有效性的度量方法,假设依然成立。本文主要从下级高管的角度切入,研究关键下级高管对CEO的制衡与企业创新二者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有两个:一是丰富了国内外内部治理方面的研究。当前国内外主要研究下级高管对CEO的制衡所产生的内部治理效应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等的影响,但是没有具体考虑对创新的影响。本文立足于这个创新点,继续深入研究下级高管在企业中发挥的内部治理效应,进一步突出强调了下级高管群体在内部治理中的重要性。同时本文还引入了两个调节变量,研究不同情况下下级高管对CEO的制衡与企业创新二者间的关系,丰富了内部治理领域的相关文献;二是丰富了当下国内对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的研究,从新的角度出发研究内部治理是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目前,关于由代理问题引发的企业治理机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的相关文献有很多,其中对高管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CEO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很少有人关注下级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提供了一种增强企业创新力的新思路。本文虽然存在一定的创新性,但是对下级高管制衡CEO所产生的内部治理效应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的探索仍然不够深入,下级高管制衡CEO的机制及这种制衡所产生的内部治理效应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