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94年，中国税收制度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大的改革，新的分税制直接催生出中国特有的财税现象—“土地财政”。毫无疑问，土地财政，一方面显著增加了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极大缓解了地方财政收支缺口，为地方政府加快包括地方的教育、医疗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改善等在内的城市发展和民生保障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但与此同时，在土地财政支撑下的繁荣背后也暗藏诸多隐忧，例如，优质耕地资源锐减、基础设施过量建设、唯GDP而GDP，缺少实际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泛滥等造成的资源严重错配和浪费，以及依赖土地财政发展的不可持续等。因此，如何评价中国土地财政的利弊功过，如何认识土地财政对中国社会福利的影响，对今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因而十分必要。　　迄今为止，关于土地财政问题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主要集中于土地财政发生原因、产生的影响、以及相关对策等，并大体形成肯定和否定两派观点。肯定者看到土地财政在缓解和消除地方经济发展资金瓶颈的积极作用，否定者则认识到土地财政本身存在的资源错配弊端，以及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的长期效应。本文打算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即以阿玛蒂亚·森(A.K.Sen)的新福利经济学视角，尤其是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实证研究和评价中国土地财政的社会福利效应，以期得出新的认识和结论。　　20世纪20年代，庇古(A.C.Pigou)出版《福利经济学》一书标志着福利经济学问世。传统福利经济学聚焦于研究和回答“何谓福利或幸福”、“如何度量福利或幸福”，以及“何种因素影响和决定福利或幸福”等，侧重从物质财富及其占有数量的角度考察个人、家庭、群体以及社会整体的福利状况，上世纪80年代，随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K.Sen)的一系列研究文献出版，一种反思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传统的罗尔斯正义论，崇尚自由、从人的财富创造能力及其获得机会的维度，对公平、正义、平等、自由赋予全新含义，并以此审视和考察社会福利及其影响因素为特征的，新福利经济学得以面世。该理论在提出自由、公平、公正、以及“可行能力”等一系列新福利概念基础上，认为“发展”的本质应当是扩展个人享有有理由珍视的各种平等和自由，包括获得财富创造能力机会的平等和自由。指出物质财富尽管可以影响人的生活，但物质财富本身并不代表福利和创造福利；物质财富对人的生活的影响，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所产生的人的“能力自由”，以及由“能力自由”决定的人的“功能自由”得以实现并加以度量的。认为人的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以及透明性担保和防护性保障，是促进“发展”的五个重要的“工具性自由”，它们为度量人的“能力自由”和“功能自由”提供参考性指标。　　本文在概述土地财政原因、影响与解决方法相关文献基础上，提炼A.K.Sen关于社会福利、社会选择、公平与正义、贫困与饥荒等相关理论精髓，并比较A.K.Sen新福利经济学与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异同点，在此基础上，从阿玛蒂亚·森的新福利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土地财政的福利效应，在认同土地财政长期负效应的同时，厘清和揭示土地财政的短期福利效应。　　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上收财权、下放事权，诱致地方政府出现财权-事权不匹配现象，尤其是基层政府事务繁多，为缩小本级财政缺口并扩大本级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不遗余力的寻求预算外财政收入，由于中国特有的土地、财税与官员晋升考核制度，激励地方政府以低价征用土地、高价出让商业用地模式，获取高额土地出让金差额，土地财政着渐成为地方政府“第二财政”。现在的问题是土地财政是否会对社会福利造成影响，若存在有利或不利影响，具体的传导机制何在？传统福利经济学将GDP近似于社会福利，土地财政有利于提高本地区GDP，但基于A.K.Sen新福利理论，物质财富仅仅是影响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一个因素，那么，土地财政、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三者增长是否同步？若不同步，如何用A.K.Sen新福利经济学理论去解释？　　本文基于阿玛蒂亚·森(Sen)“可行能力理论”，从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利用中国2004-2013年31个省及285个地级市与2000-2014年2050个县级面板数据，运用模糊数学与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测度各省市县社会福利指数。通过研究发现，土地财政背景下中国不同省市县社会福利指数存在明显差异，经济越发达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相对较高，但社会福利改善与土地财政、经济增长并非同步，各地区社会福利指数总体呈不规则波动趋势。此外，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土地财政收入绝对值与相对值明显超过西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土地财政收入增幅较大。为衡量土地财政、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三者数量关系，本文引入脱钩指数概念，通过计算发现中国大部分城市社会福利指数与土地财政、社会福利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绝对脱钩或相对脱钩状态，即土地财政、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三者之间增长并非是同步的，并就土地财政与社会福利失衡原因做相应解释。　　另外，论文通过计算中国各省市县社会福利指数及土地财政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指标，发现各地区社会福利指数及土地财政之间存在正空间相关性，即相邻地区社会福利指数与土地财政水平相近，且东部沿海城市社会福利指数及土地财政位于中心区域，而西部落后城市则处于外围区域。此外，本文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各省市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占比与社会福利指数二者之间存在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关系，并且社会福利指数变化存在时滞性，财政分权、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因素会对社会福利指数变化产生显著影响。与此同时，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人口及土地城镇化与社会福利指数之间均存在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关系。　　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就如何正确看待土地财政与社会福利二者关系，精准测度各地区社会福利指数，协调好土地财政、经济增长、城镇化及收入差距与社会福利关系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并重点强调各地区之间交流合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