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以来,是一个国族认同有着重大变迁的时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重新界定“自我”和“他者”。现代中国在建构中心和中华民族的同时,也在建构边疆和少数民族。在本文的叙述过程中,笔者以关于云南的文艺文化文本为例,尝试把现代中国的边地叙事视为一个命题,探讨在不同的时代、在怎样的权力互动下,不同的内容如何被选取填进某种边地想象之中。第一章《云南：现代中国的叙事与想象》是导论,引出本论文的核心问题,从中国认同的角度切入边地研究。历史上的云南书写主要包括族群观的“蛮夷”想象和国家认同上的“内”“外”之别。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人类学、民族学这些新兴学科的传入,一种新的看待边地和边民的视角也开始产生。第二章到第五章以时间为顺序,分别对进入现代以来关于云南的文学文化文本细读。第二章考察1949年以前的作品,从这一时期开始,“想象中国”的一些核心要素：阶级、民族、国家、现代开始进入云南叙事。主要讨论了以艾芜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西南联大作家群的云南书写。第三章论说的是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云南叙事,族群建构是这一时期边地想象的重点。1949年之后,少数民族形象前所未有地进入了中原文化的舞台,《阿诗玛》和《刘三姐》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本章主要从边地书写对中华民族身份整体构建的意义、少数民族新形象的展现、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再造三个方面切入,把族群问题放到社会主义新文艺、民间文艺、民族形式之中来讨论。第四章将云南叙事置于八十年代文化反思的语境中来加以考察的。以张暖忻、阿城、陈凯歌、白桦等人的作品为例,探讨边地文明如何成为反思中原文明的一种资源。第五章考察的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云南叙事。随着“现代性”矛盾的涌现,部分知识分子以边地作为心灵救赎的乌托邦,但终究难逃消费主义的陷阱,边地想象可能沦为文化生产线上的一种产品。通过这些讨论可以发现,只有联系“边地”进入现代中国的文化实践,它们之问的相互想象和表述,才能对中国认同的不同范畴：“现代”、“民族”、“国家”有更深入的理解。本文以云南为个案提出的边地想象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能够为讨论边地与中国的关系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角度,进而重新思考现代中国认同的建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