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大,农村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近些年来,国家大力推进“三农”改革,促使了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巨大转变,这个曾经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正逐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样的一个转型时期,乡村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乡村治理的基础就是特定时期的乡村环境,每个时期的乡村环境不同,乡村治理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驱使村民利益的多元化,乡村纠纷呈现更加复杂多变的特点。乡村离婚纠纷作为最常见的纠纷之一,解决乡村离婚纠纷是实现乡村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必然要求。Y县是一个典型的中部贫困县城,下辖25个乡镇场、238个行政村,总人口52万人,其中农村人口42万余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以上。笔者就职于Y县法院,对Y县法院情况较为了解。Y县法院下辖四个乡镇法庭,据统计,每个乡镇法庭每年新收案件中70%以上为离婚案件。本文就以Y县法院近三年的乡村离婚纠纷为样本。文章第一部分以乡村治理为切入点,主要介绍乡村治理与乡村离婚纠纷解决的概述。先介绍了什么是治理,引申出乡村治理的概念背景、意义与作用,然后介绍纠纷的概念,将纠纷的概念逐步缩小到乡村离婚纠纷解决的定义,进而概括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提出乡村离婚纠纷的解决对实现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和社会意义。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乡村离婚纠纷解决的基本情况。以Y县法院近三年的乡村离婚纠纷为样本,系统剖析了乡村离婚纠纷的现状、特征和多发原因,分别介绍了和解、调解、诉讼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深入分析各个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异同,通过对村民选择处理纠纷时考量因素的分析,进而得出村民面对此类纠纷时选择解决方式深层次的原因。文章第三部分根据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运用情况指出当前乡村离婚纠纷解决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民间调解不够规范且无强制性,具有其局限性;而诉讼方式成本消耗大,弥合社会关系效果不明显。村民错误理解法律时有发生,加之“息讼”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诉讼不易被村民接受。此外,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衔接不畅,矛盾纠纷联合化解形式化,同样不利于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文章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乡村离婚纠纷解决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阐述了调解主体调解能力欠缺、调解效力保障不足等主要原因。当然民间调解效力不佳还有其深层次原因,那就是乡村社会自治能力弱。由于诉讼本身程序的复杂性、具有强烈的对立性,村民法治观念淡薄,并不热衷于运用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最后系统指出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不健全、解决方式衔接方面存在的信息化技术利用不到位、矛盾纠纷联合化解有名无实等原因,并由此提出完善建议。文章第五部分针对这些不足从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入手,提出了完善乡村离婚纠纷解决的新举措。首先是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实现乡村自治。这里的治理主体包括村民自身、民间组织和乡贤力量,充分利用各种主体优势促进乡村社会自我化解纠纷。其次是完善立法和司法实践,确定民间调解的法律效力,改革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矛盾纠纷联合化解中心配套固定团队,从而方便村民解决纠纷。再次是培育乡村法治文化,厚植法治文化土壤,提高村民法治素养,培养解纷主体法治思维。要充分发挥民间法的作用,促进国家法和民间法的有效融合。最后是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探索互联网+新型模式,联合运用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强化信息互通有无,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体系,切实保护村民利益,提升乡村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