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媒介如互联网的崛起,不仅改变了当代社会的媒介环境,也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传统媒介间议程设置研究的结论。新媒介环境下的媒介间议程设置研究多聚焦于数字化背景下新旧媒体间注意力互动的规律,得出了三种立场相异的结论,即社交媒体引领论,传统媒介引领论与互动/分化共振论。尽管这一系列研究细致描画了新媒介环境下媒介间议程传导模式,它们往往有以下缺陷:一,较少有中国语境下,运用传统“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量化考察媒介间注意力互动的研究;二,较少有运用媒介间议程设置框架,对多样化的社交媒体主体间议程传导规律进行考察的量化研究;三,较少有对新媒介环境下,不同媒介在小于“天”的迟滞单位上的议程传导关系的考察。针对以上研究倾向,本研究聚焦于2018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探寻四大传统范式媒体(报刊,新闻网站,政府网站与微博)与四大社交媒体主体(微博政府账号,媒体账号,大V个人账号,中V个人账号与普通个人账号)在该事件中的议程互动。研究发现,微博是长生事件中四种传统范式媒介中最重要的议程设置者,在所有迟滞值上单向设置了其他所有媒介的议程,而政府网站的议程设置能力仅次于微博,强于新闻网站与报纸。与此同时,微博粉丝数量20至100万的中V个人账号是微博空间内最有影响力的议程设置者,在至少两小时的迟滞时间上单向引领了其他所有微博主体的注意力,却没有被任何其他账号单向设置议程。与之相对,粉丝100万以上的大V账号在微博注意力互动上远为落后。政府微博账号是微博空间中仅次于中V个人账号第二重要的议程设置者,议程设置能力强于其他账号。综合以上发现,本研究认为,尽管微博平台在中V用户的积极推动下,仍然能够对传统媒介进行“反向议程设置”,但政府主体的强势,新闻媒介主体的弱势以及微博中V大V间的传播力“异配”体现出我国媒介意见生态已经进入了“弱舆论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