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协议的存在与兴起具有深刻的公司治理背景和理论基础支撑,域外股东协议的实践虽然存在全面立法模式和部分立法模式两种不同的路径,但都与公司治理紧密相关,总体上均呈现日益尊重公司内部自治的态度,且重点区分全体股东协议与部分股东协议。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明确对股东协议的定义和范围作出界定,但在我国股东协议的司法裁判实践中,股东协议可以归为与公司治理具体事项相关的股东协议、改变公司组织形式的股东协议以及与公司法上股东权利义务相关的股东协议这三大类型,司法裁判对股东协议的一般效力(对当事人的效力)予以广泛认可,且对其特殊效力(对公司的效力)亦有认可的案例,但是裁判思路仍需在合同法与组织法的双重视角下进一步精细化。全体股东协议的性质及其与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的关系仍然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难题,将全体股东协议解释为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均可能面临对少数股东保护不足的问题。全体股东协议具有成为一项独立的公司自治机制的制度空间,通过立法赋予其法定效力并构建与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的互动规则是较为合理的选择。此外,全体股东协议的应用有利于促进我国公司组织形态优化,为闭锁公司与公开公司的区分提供有效的制度工具。本文一共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探讨了股东协议的现实和理论基础,首先介绍了股东协议的公司治理背景,即两权分离理论的现实偏离、公司法的全球融合与去管制、公司法事前规定与事后救济不完备以及公司商事登记的公权限制。私法自治观念和公司契约理论在市场化环境下的崛起,资本多数决困境下股东平等原则的制衡,亦构成股东协议的理论支撑,为全文展开奠定了基调。第二章从比较法的视角入手,重点考察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法域的股东协议制度,发现股东协议的域外立法主要分为全面立法和部分立法两种模式,股东协议的具体内容主要与公司治理相关,该章最后一节借鉴域外实践对股东协议的定义和类型化进行了初步尝试。第三章从司法裁判入手,对股东协议的司法实践开展实证研究,通过案例情况的整体统计分析、案例类型化研究以及个案裁判观点分析,发现无论对于与公司治理具体事项相关的股东协议、改变公司组织形式的股东协议,还是与公司法上股东权利义务相关的股东协议,股东协议的一般效力(对当事人的效力)基本均得到广泛认可,股东协议的特殊效力(对公司的效力)亦在案例中得到认可,但股东协议的法律性质及其与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的互动关系认定较为混乱。第四章从制度视角入手,重点考量了合同法与组织法视角下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的性质及其互动关系,提出了股东协议的立法建议,并且揭示了股东协议对于公司组织形态优化的制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