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会在鲁南的传播与扩散,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迁移现象,也是鲁南地方居民对1925年至1931年间严重的社会生态灾难(集中体现在泛滥成灾的匪患上)的应激反应。大刀会这一社群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再造了地方社会结构,由此恢复了被土匪所破坏的地方社会生态。莒县、沂水大刀会是其中一个杰出的典型。鲁南旗会事件最终导致驻军对大刀会会众和当地居民的一次屠杀——黄石山惨案的发生,则最终终结了莒沂大刀会。鲁南旗会事件就发生在韩氏主鲁初年,一个全新的山东地方社会秩序正处于重建的过程中。这一事件本身也是其中一个内涵丰富的重大事件。这不仅是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与重建过程中几乎每一项具体措施紧密相关,还是由于山东地方政府藉此重建了鲁南的地方社会秩序,或者说通过清除莒沂大刀会改变了鲁南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社群环境,从而加强了国家在地方社会的主导地位。更为深层的问题是,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权力网络,国家的归来对地方社会场域产生了微妙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国家对地方士绅等诸多社群的影响上。从这个意义上,鲁南旗会事件是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的一个缩影。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大刀会在鲁南的出现与消失,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事件,还是一个政治事件,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文化事件。这是由于鲁南大刀会的出现是地方性文化对地方社会生态的一种“修复”,而大刀会在鲁南的退隐与消失则是与国家这一巨大的文化系统个体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冲突、斗争的结果。这是以地方社会中社群冲突的方式进行的,而文化系统正是通过对社群的塑造来构造地方社会结构,从而对地方社会场域发挥影响力。鲁南大刀会的遭遇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地方民众一些共同的遭遇,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一些深层互动,更是地方性与现代性文化的纠缠与对话,这种对话一直持续至今。鲁南大刀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与各地出现的红枪会、小刀会等一样,它们是属于一种共同的文化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