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穆的《书法雅言》是中国书法史上较为特殊的一部书学论著,该书首次明确了“书统”概念,并颇为侧重形而上“书统观念”的理论构建,对明中叶以后的中国书法史影响较大。而这样一部体系完整、论旨一贯的书论为什么会在晚明书坛出现?其书学思想与晚明思潮究竟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此外,项氏家族的收藏富可敌国,项穆身为项元汴的长子,其书学理论与项氏收藏趣味、书学观念有着怎样的关系?本文突破以往研究主要从书法史、美学史、风格史等方向入手的局限,借助思想史的跨学科研究,努力解决目前学术界对项穆《书法雅言》的评价褒贬不一、定位尚不够深入、精准的问题。本文首先运用文献学研究法,新发现《书法雅言》两个较为重要的版本及项穆书迹一件,并通过版本校勘发现,在“重刊本”中,项穆通过修订文字更明确地表达了撰写立场;其次运用以关键词研究为基础的思想史研究法,对项穆书学思想及其理念类型（Ideal type）给予了新探索。通过考察《书法雅言》中前4个高频词“书”（114次）“学”（79次）“正”（74次）“心”（71次）,发现可代表项穆《书法雅言》的核心书学思想、撰写动机与撰写立场;项氏收藏与书学观念是项穆《书法雅言》坚实的撰写根基,《书法雅言》代表着项氏核心书学观念,反映着晚明江南士绅阶层的主流书学观念;项穆的书学思想并非仅仅体现儒家、道家思想,而是将儒、释、道思想融会贯通到书学领域,并非立足于程朱理学,而是立足于陆王心学正统派（右派）的第一阶段,以王学右派的“功夫良知”立场对王学左派“现成良知”中的书学末流的批判。因此,投射到书法上,是对程朱理学式书法观中脱离人伦日用的古文字、“碑学”的轻视,以及向王学左派的浅近、低俗书风发起的攻击与批评。因强调书法的实用性功能和人“心”的重要性,推崇书法真迹的“传神”,提倡学习“善帖”,以图实现书法的“经世致用”,导致“学帖”之风再次高涨,从而使“帖学”成为晚明书学思潮的产物,也集中体现了晚明思潮对书法观念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