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是指一切用散文所寫的零星瑣碎的雜錄,這種寫作形式早已就有,但直到宋代才具有作為一種獨立文體的意義,並且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筆記寫作一直被忽視,因為它在傳統目錄學觀念中屬於小說類,被視為餘暇的閑談,即便是文人自己也不太重視。後人除了關注其資料性的價值以外,常常忽視作為一種獨特寫作形式的筆記。 本文主要探討了宋人為何喜歡撰寫筆記,筆記主要表現了什麼内容以及在宋人創作中筆記具有何等的意義與地位等問題。簡言而之,即探討了“筆記”這一文體本身的問題。本文着重研究了“隨筆雜記”類筆記,因為它才真正反映了宋人筆記的特點。宋前的筆記注重客觀的記事或記人,但宋人筆記多記錄作者自己的經驗、見解、感觸等,增加了作者的聲音。在他們的筆下,筆記轉變為能夠表述個人領域的文體。 本文分為兩大部分,前篇對宋人筆記作總述性的考察,後篇對三部筆記進行個案研究。 前篇探討了宋人筆記的總體問題。本文關注宋人撰寫筆記的意圖和態度,以及其創作階層。宋人筆記不但在寫作態度上與此前不同,而且宋代新興的文人階層具有與前代不同的成長背景、生活環境以及思維方式,而這些因素又帶來了筆記形式與内容上的變化,形成了宋人筆記固有的特徵。尤其是筆記中多反映文人生活中的細節、黨爭中的微妙關係以及對一般人的關心,這些都是到了宋人筆記中才常見的内容。通過對這些内容的考察,能夠理解宋代文人究竟把筆記當作什麼樣的體裁。 後篇選擇了三部筆記著作,即蘇軾《東坡志林》、葉夢得《避暑錄話》和周密《癸辛雜識》,進行了考察。此三人所處時代不同,但每人的筆記撰述都相當豐富,可以說是具有代表性的筆記作者。本文從其私人性、随意性出發,分別以“自適其適”、“泛話古今”和“狃於私意”來概括三者的特點。如此的寫作態度明顯反映出宋人筆記與從事正統文學不同的立場,不拘泥於作文的規範、習慣、形式,而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主觀來從事寫作的。 通過以上的研究,能夠了解在宋代文人的寫作中筆記的意義與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