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发展格局下,重塑经济新优势、推动新发展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当前我国经济格局呈现集聚但不平衡的发展特征,要素禀赋和地区产业发展存在空间错配问题,这不仅制约经济新优势和新发展的突破,而且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际上,各地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均给予企业和行业大量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以吸引更多资本和企业的流入,从而带动经济发展。但不平衡不充分的区域发展问题仍然明显,其原因在于各地忽视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资源与城市产业的合理配置。在“有为政府”作用下,财政政策应更好地发挥引导要素资源有效配置的积极作用,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来合理分工和专业化集聚,以此培育和壮大地区优质集群,缩小区域之间差距,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如何制定有效的财政政策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成为学界和政界普遍关注的重点话题。这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了产业集聚形成的机理过程,而且解决了要素资源配置的现实问题,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地区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基于现实挑战和理论背景,本文以产业空间布局为研究对象,试图重点探讨我国产业空间布局和财政政策的现实表现和作用效果。为此,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展开深入分析,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梳理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空间布局的理论依据,运用新经济地理学、新结构经济学等理论工具建立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空间布局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在回顾我国财政政策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变迁历程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当前我国产业空间布局的现状特征以及制约我国产业空间布局优化的财政政策表现与根源。第三,利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空间布局的作用效果,具体研究了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以及税收优惠的不同政策效果,结合城市层面数据、企业和行业层面数据分别展开政策效果的评估,以提供更为充分的经验证据。第四,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优化我国产业空间布局的财政政策的相关政策建议。通过以上各方面的研究,本文得到四点主要结论,分别为:第一,在现状研究上面,发现我国产业空间布局整体呈现集聚但不平衡的发展特征。从集聚效应上看,产业布局呈专业化集聚增长态势,但是优化速度与集聚效果仍存在不足。从空间布局上看,东部地区的集聚效应显著且不断向内陆地区扩散,但中西部地区集聚效应仍相对滞后。基于此,进一步分析制约我国产业空间布局优化的财政政策表现,发现投资性支出的投向趋同且地区结构不合理、转移性支出的目标定位和支出规模不合理、税收优惠政策的受益对象雷同且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与产业空间布局之间存在不匹配情况,忽视了要素资源、比较优势、地方政府规范行为等方面的考量,最终影响了产业空间布局的集聚效果。第二,在投资性支出影响产业空间布局的实证检验上面,以高速铁路基础设施为例进行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对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和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高铁设施提高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集聚密度,其中对第二产业影响更大。但是存在一定的动态时间效应差异,第二产业受影响的时效反映速度较快,而第三产业受影响的时效持续性更长。从行业类型异质性看,发现高铁设施对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存在递减效果。从高铁设施引发虹吸效应的机制中看,高铁站与城市中心相对距离的差异影响着高铁设施的的辐射范围。从中心-边缘城市视角中看,发现高铁设施对中心城市和边缘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集聚密度影响存在差异。在机制研究中,发现高铁设施会带动要素流动来提升产业集聚密度,其中劳动力要素流动的作用效应最为有效、强于资本要素流动。由此,表明高速铁路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促进了各产业的集聚密度增长,起到了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的积极效果。但是,政府在利用投资修建高铁设施时,要注重投资的投向地区以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注重与地区产业发展和要素禀赋的匹配,从而提升投资性支出对产业空间布局优化的有效性。第三,在转移性支出影响产业空间布局的实证检验上面,以行业补贴为例,在地区-行业层面探讨行业补贴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影响效果。基准回归结果和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行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产业集聚效应的形成。但从行业类型划分中看,发现部分行业的产业集聚效果对行业补贴的依赖性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资本密集型行业、低水平行业规模的依赖性更强。从城市区域划分中看,发现部分地区的行业补贴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差异性,其中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城市群、低市场化水平地区对于行业补贴的依赖性较大。从机制研究中看,发现行业补贴注重向地区比较优势产业展开投资会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有利于产业空间布局优化。由此,表明财政补贴有助于各地各产业的专业化集聚,能一定程度上推动产业空间布局优化。但是财政补贴的投入方向要结合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行业的差异,展开有针对性、有效率的财政补贴,注重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避免依赖性问题的产生,并且政府要结合比较优势产业展开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第四,在税收优惠影响产业空间布局的实证检验上面,以服务贸易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试点政策为例进行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税收优惠对服务贸易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和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了服务贸易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且作用效果随时间呈现增强趋势。从区位差异中看,发现税收优惠政策距离港口越近,政策效果越显著。从发展环境的机制研究中看,发现以网络发展、市场环境、财政体制为代表的发展环境在税收优惠影响产业集聚的机制路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显著提升服务贸易的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分析产业协同发展情况,发现税收优惠对于优化制造业和服务贸易的产业协同集聚上仍存在不足。由此,表明税收优惠政策与产业空间布局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政府在税收优惠使用上要注重因地制宜,结合地区区位优势来有针对性的制定优惠对象与优惠范围,并且注重地方发展环境的改善,推动产业间的协同发展水平,以此促进产业空间布局的不断优化。与现有研究相比较,本文的主要贡献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立足于产业空间布局视角探讨了区域经济协调与平衡发展的现状问题。在空间层面上分析当前产业布局的发展趋势、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情况,从而揭示财政政策的使用与选择对于产业空间布局的重要性。第二,本文研究注重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多维度探讨。一方面,借助新地理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等理论工具搭建了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空间布局的理论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借助因果识别分析框架,如双重差分模型、工具变量方法,注重实证研究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探讨,以更为规范的方法检验机制路径。同时借助可视化空间分析方法呈现产业布局的空间特征。第三,本文实证研究从三种研究视角来分别检验财政政策对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效果,分别是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城市-行业层面的行业补贴以及服务贸易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试点,更全面地考察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和影响机制。第四,本文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对于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效果,能显著促进产业布局的集聚效应,肯定了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的优化效果。但是发现不同情况下的产业集聚对于财政政策的依赖性存在显著差异,且财政政策的方式差异对于产业布局的影响效果也存在一定区别,因此这对于目前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的财政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思路。结合本文研究结论以及当前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现状,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第一,政府在利用财政政策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时要依据指导性原则、多元化原则、公平性原则、高效性原则,在此思路下采取合适的财政政策,推动我国产业集群化发展,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第二,在促进我国产业空间布局优化的财政政策内容上,要合理安排投资性支出的区域布局、精准定位转移性支出的目标对象、优化税收优惠的覆盖范围和监管机制。第三,注重其他配套措施的完善,如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健立规范的政绩考核机制等。注重财政政策因地制宜地助力产业布局调整,以此促进产业布局中的集聚效应更加优化、更加健康稳定发展。并且结合良性、有序的市场环境和管理体制来助力产业空间布局优化,以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在产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