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内,民族危机空前,整体国运的走向与每个个体的发展紧密的联结起来,流落后方的知识分子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读书治学,而以新式报刊为媒介,深入社会,积极关注或主动参与时事。既在动荡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又表达出对于抗战的关注及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其中作为知识分子中主要构成的大学教授群体便当仁不让的成为了主要力量。《当代评论》作者多集中于西南联大及后方其他高校、科研机构,与联大区党、团部有着一定的关联。由于《当代评论》的发行正处于抗战中后期,在其出版的文章中,既关注战争当下的时局,又留心于战后建国的设计。在其有关抗战的主张中,对国际战局,呼吁加紧团结、积极援助,通过寻求美英苏等国的支援,支持中国的抗战;对国内经济,建议采取适当的收缩与限制,来处理物价剧烈波动的关键问题;对国内教育,主张要尽量减少战争给教育带来的影响,保持学术与政治二者间相对独立。在其有关建国的主张中,对战后国际秩序重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成立稳固的国际组织,妥善处理战败国问题;对国内政治发展,以民主与安全为方向,培植健全的法治基础作为施行宪政的前提;对经济建设,使用“有计划的干涉主义”,合理选择区位与资本,迅速实现工业化。尽管《当代评论》与联大区党、团部存在关联,但通过与《中央周刊》的比较,二者虽在情感认同和实施步骤上具有相似性,但在具体实施方式上却有着不同的侧重,反映出二者因立场与定位不同,对“抗战建国”的不同理解。《当代评论》的创办与发行不仅为后方知识分子们提供了传播声音的平台,也映射出时局的走向和变化特点;在其所提出的抗战建国主张中,有不少在以后都得以实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专业性和预见性;从《当代评论》的字里行间,更能体现出知识分子们在战争环境下对国家的关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从《当代评论》与联大区党、团部不甚明确的关系中,从《当代评论》持续关注的物价问题中,也可展示出知识分子置身于战争环境下,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现实抉择都带有一定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