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我国城市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增加。目前我国的农民工总数已经达到2.4亿人，其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60%以上，正逐步成为农民工中的主体。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我国经济结构乃至就业结构发生急剧变迁，也引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户籍、住房、社保、教育、收入分配等一系列问题，如一直普遍存在的“讨薪”事件，“富士康”跳楼事件等等。新时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历史遗留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民与市民权利的不平等，亟待我们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上整体融入城市社会，并认同自身新的社会身份的过程与状态。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或文化层面。当前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不足主要在于：只重视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约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学习和努力，而忽视了城市社会群体及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实际上既要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素质提升，同时也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心理的影响。随着宁波近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民工涌入宁波，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力量。宁波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全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一个缩影，以点带面，更能说明问题。在宁波的研究选取了奉化市和江东区等620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实证调研。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以及心理融入等三个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用SWOT的研究方法，从新旧农民工比较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了逐一比较，明确了宁波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在经济融入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加强社会融入与心理融入。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深入分析，认为当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是体制障碍、社会心理障碍、主体障碍等三个层面。其中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包括二元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同时在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创新的今天，城市居民、城市社会组织、城市主流文化的排斥等社会心理障碍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另外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心理状况、社会资本也对他们的城市融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后通过探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明确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体系；要通过营造城乡融合的社会氛围，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创新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方式，积极营造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良好氛围；要通过积极利用和提升个人人力资本、对不良心态进行合理调整、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等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能力，多管齐下真正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