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期,全国形成了多个区域性市场。就货币而言,相对应的出现了多个货币区。其中,宋朝先后在川蜀、陕西、河东、两淮铸行铁钱,并发行了川蜀交子（钱引）、陕西交子、两淮交子,与铁钱并行流通,形成了与其它区域不尽一致的货币体系。学术界指出了川蜀地区率先发行交子与铁钱笨重不便交易的关系,但对纸币发明后为什么仍继续铸行铁钱,纸币与铁钱的关系是否发生新的变化等问题,尚缺乏进一步的阐述。而陕西、两淮铁钱与交子的关系,与川蜀的情况有何异同,也值得进一步深究。本文认为,两宋川蜀、陕西、两淮纸币,均与铁钱密切相关,总体上仍是铁钱的价值符号,不能彻底脱离铁钱而独立行用。纸币发行之初,宋政府为了保证纸币的信用,以铁钱作为准备金,是一种可兑换性纸币。但是由于军费开支等原因,政府大量的印发纸币,不仅使纸币的准备金率发生了变化,而且还造成纸币不断贬值,使其在市场上占有的流通份额不断增加,主币与辅币的角色开始转换。此时,纸币由可兑换性纸币向不可兑换性纸币转换。纸币运行主要依靠国家信用来维持,铁钱不再是纸币的唯一价值基准,纸币的发行额失去了约束,导致了严重贬值。纵观两宋,无论哪种纸币被抛弃,都是因为纸币的大量发行,以至于剧烈贬值,信用降低。而纸币贬值的结果,又反过来驱逐市场上的铁钱,出现了价值符号替代价值基准的反向作用。川蜀、陕西、两淮的货币流通,都陷入了纸币贬值驱逐铁钱、铁钱退出流通,纸币失去价值基准进一步贬值的恶性循环。因此,在我国古代社会,作为信用货币——纸币,其发行量必须以市场的需要量为依据、以金属货币的铸造量为基础,否则,纸币便很难在市场上生存。此外,铁钱与纸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是铁钱币值的变化,还是纸币的贬值,都会对双方面额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在川蜀货币体系、陕西货币体系之中,纸币发行之初均是被铁钱“称提”,而两淮货币体系则不同,它是先有纸币“称提”铁钱,从中可以看出人为的两淮货币体混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