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皆可计算,甚至是哲学争议”,基于法律关系数据化的可行性,思辨逻辑与数理逻辑之间的分野逐渐变窄,借助逻辑计算和符号程序,法律就能得以表达。得益于形式推理与人工智能逻辑的相似与同构性,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法律人工智能日趋成熟,人们开始意识到人工智能与法律之间或将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结合,纷纷看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应用中的巨大潜力,并因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尝试,甚至有学者大胆预言,法律人工智能会在未来20年内主导司法实践。从各国司法实践来看,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契合已经完全论证了其在司法技术应用的可行性,更令人可喜的是,人工智能的法律应用显著提升了司法效能,也为司法各领域带来了诸多创新。但随着人工智能在法律实践当中的不断深化,我们越来越能明显地看到,法律规范的开放性和法律事实的构建性使其在司法实践当中显现出巨大的技术局限,暴露出了严重的形式化、机械化问题,法律人工智能也因此迎来了新的命题和挑战。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是正义构成的基本形态,形式正义追求法的客观性、稳定性,强调形式的独立价值及看得见的正义,实质正义虽无法可视,但却存于自然法和社会道德观念之中,法律人工智能若一味追求形式正义,难免会使法变得呆板、不近人情,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亦不能永远停留在技术层面,只屈服于形式正义,其终将要面对人们对“真正正义”的追求和拷问。对法律目标的终极追求,绝不能仅是自身逻辑的周延与自恰,更应当关注法本身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及价值追求。要解决法律人工智能的形式化、机械化危机,就要把合乎实质正义作为新的正当化根据,在形式与实质的博弈中寻找重叠合意,唯有以此洞察法律深意、填补法律漏洞、厘清人与法律人工智能的分工及运行模式,才能让法律人工智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更大的效用,实现人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