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除了通过政府管控之外,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力量是推进我国现代化治理的关键。而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是联系经济社会体系同个人、家庭之间的纽带和桥梁,积极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推动社会平稳、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中企业捐赠被视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维度,在扶困济贫、稳定社会、抗击疫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研究者十分关注的话题。在通过正式制度进行社会管理的思路下,强调增加各种规则和法规,显然并不适用于促进企业捐赠。因此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入手,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为切入点,探索儒家文化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理论上,“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倾向,从而对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首先从心理学中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社会学中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及经济学中斯诺的非正式制度理论出发,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其次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中的混合回归验证了这一观点。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经营地孔庙现存率越高的地区,企业慈善捐赠越积极,这表明现代化的儒学依然保有传统儒学中利他主义的部分,并且对企业捐赠行为存在重要影响。关于儒家文化的度量,本文在原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采用公司经营地方圆内孔庙的现存率作为现代儒家文化的度量指标。一方面,近些年来国家开始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在详细梳理了儒家文化的历史沿革后,本文认为应当考虑到社会变迁对文化演化的影响。孔庙是儒家文化的象征,孔庙现存率体现了当地在现代全球化环境中对儒家文化的认可与传承,因此本文选用孔庙现存率度量现代化环境中对儒家文化的自发传承更具现实意义。理论上,儒家文化可以增进思维感受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利他主义。为了验证该影响路径,本文选取了企业所在地的孤儿收养比例、幸福感和人口失信比例作为利他主义的代理变量,结果发现公司现代儒家文化较强的地区儿童收养比例较高,且人民生活更幸福,而人口失信比例也显著更少,间接地验证了儒家文化有利于激发企业的利他主义动机。在回顾以往关于企业捐赠的文献时发现,企业作为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除了利他动机之外,以往学者已经挖掘出多种其他动机。本文梳理出政治动机、经济动机、管理层自利动机和公司自利动机,并在影响机制检验中采用分组回归和加入交乘项的方法,合理地排除了儒家文化从以上其他动机影响企业捐赠的可能性,强化了企业捐赠的利他主义影响机制。从利他主义理论出发,除了文化的影响外,利他主义的演化非常依赖于外部环境是否能有效惩罚非利他行为,否则利他主义者将会被过度掠夺失去演化优势。在进一步研究中,本文通过分析认为,由于市场化环境下有利于高密度社会网络的形成,因此对于保护利他主义有积极的效用,会增强儒家文化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也发现,市场化环境有助于增强地区现代儒家文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经过替换解释变量、替换因变量、替换市场化程度的度量方法和工具变量法的稳健性检验,本文结果仍然显著。总之,对中华文化自觉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应承担的天然使命,同时也是当代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一味地废弃传统文化,二者并非完全对立的角色。最后本文呼吁我们应当认真自觉传承儒家文化,对于历史文物加以保护。本文大纲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现代儒家文化与企业捐赠的理论概述;第四部分是现代儒家文化与企业捐赠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五部分是现代儒家文化与企业捐赠的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