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尺牍”从一种实用性文体发展演变为具有文学审美性的“尺牍文”是经历了一个极漫长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尺牍文的审美性主要在南北朝时期、北宋时期、晚明时期三个时间段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尺牍文在明代发展至高峰之后,至清中叶便开始走下坡路,日渐呈现出衰微之势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袁枚的尺牍文“横空出世”,凭一己之力撑起了清中叶尺牍文的大半边天。其尺牍文内容丰富,风格流丽,既有明人尺牍的风采,又有鲜明的个人风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尺牍”从一种实用性文体发展演变为具有文学审美性的“尺牍文”是经历了一个极漫长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尺牍文的审美性主要在南北朝时期、北宋时期、晚明时期三个时间段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尺牍文在明代发展至高峰之后,至清中叶便开始走下坡路,日渐呈现出衰微之势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袁枚的尺牍文“横空出世”,凭一己之力撑起了清中叶尺牍文的大半边天。其尺牍文内容丰富,风格流丽,既有明人尺牍的风采,又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历来为人所称道。不过受袁枚“性灵诗说”的光芒所累,学界对于袁枚尺牍文的关注和研究并不多,因此本文将袁枚的尺牍文作为研究对象,并结合袁枚的年谱、个人评传、文学思想以及其他方面的文学创作,探讨袁枚尺牍的独特个性与价值,并通过尺牍更为全面地了解袁枚,为袁枚研究略尽一份薄力。通过对“尺牍”本义、起源、发展过程等方面的分析,确定了“尺牍”应是指私人往来的不具有公文性质的信件,从而将《小仓山房尺牍》《小仓山房文集》《小仓山房外集》中的私人往来信件都纳入到本文的研究范围中来。袁枚尺牍文留存下来的共有300余篇,主要创作于袁枚辞官隐居于随园之后,前期的作品散佚较多,难窥其尺牍文创作全貌。尺牍中往来对象基本都是好友和后学弟子,既有身份显贵的高官贵爵,也有普通平凡的布衣百姓,交游方面整体上呈现出以“随园”为中心和具有丰富广泛性两个特点。袁枚尺牍文内容丰富,美食、女色、谈诗、论文、日常问候等无所不备,通过尺牍中这些真实有趣的日常,袁枚的文人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整日里品鉴美食、“寻花问柳”、“登山临水”的袁枚是一个纵享生活的“山中人”;在尺牍中尽情发表自己关于诗文的见解并有意识地出版保留自己的作品,又看到了袁枚作为一个自觉的“立言”者的努力;袁枚还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反对派,他反对佛学,反对时文、考据,反对传统妇女观,不过虽然反对但又十分包容,这也是袁枚性格的一大特点。通过尺牍文丰富的内容,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多面、饱满、复杂的袁枚形象。对尺牍内容和袁枚性情进行梳理之后,总结出袁枚在尺牍创作上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主要体现在灵活多变的语言风格、古雅书卷气的创作手法、真挚深切的情感表达三个方面。语言风格有幽默诙谐但不显轻佻、平白朴素中不失清丽文雅、温柔随和下也有犀利铿锵;创作手法则体现为以古文笔法入尺牍、好用典故两个方面;情感表达方面主要是对友人的热诚之心和对后学的殷殷之情。袁枚被称为尺牍文学史上的最后一位大家,他的尺牍个人风格明显,创作自然纯熟,的确担得起这个称号,但是前期作品的散佚始终是袁枚尺牍文的一大遗憾,而尺牍文中过分的“才学”气也影响了尺牍文本身的灵动自然性,这也是袁枚尺牍创作的不足。
其他文献
舒璘,生于南宋高宗绍兴六年,少时禀受家学熏陶,长而闻伊洛之学,在游太学期间,承蒙师友的谆谆箴警和讲明,得以涤尽利欲,返归本心,后主象山心学,终与杨简、袁燮、沈焕合称为“甬上四先生”。观《舒文靖集》可探知舒璘思想的最大特出之处就在于平实,舒璘以象山本心之说通约诸家,独标平实之风,于实事、日用及随处可见之地践行平实,重视道德践履,强调在格物中使道德意识落归实践,充分实现人的德性。从方法上讲,舒璘大体是
2015年以来,我国出口跨境电商行业市场规模迅速扩张,从2015年的4.49万亿元增长到了2019年的8.03万亿元,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在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中的占比也远超于进口跨境电商。政府机构从2013年开始也出台一系列促进出口跨境电商发展的相关政策。然而,出口跨境电商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信用问题。出口跨境电商交易与传统交易模式相比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出口跨境电商由于买卖双方处于不同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放管服”改革政策的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地方政府面临着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保、自主创新等方面公益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压力日益增长,这就使得地方建设性融资需求出现快速增长,进而暴露出诸多与地方建设性融资相关的问题。为了使地方建设性融资平台更好地实现转型升级,服务城市和经济发展,促使融资平台公司走向市场并实现实体化、产业化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客户价值评估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日常工作,因为客户尤其是有价值的客户是商业银行经营中重要的战略资源,是银行日常工作围绕的重点对象,特别是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来袭使得全球经济放缓,企业停产,工人停工,消费下降,企业经营环境恶化,而作为反应滞后的银行业必然也要受到冲击和波动。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加强优质客户资源的投入,筛选低价值客户,挖掘高成长客户就显得特别重要,但要达到以上目的,就需要
近年来国家大力扶持影视产业,随着国家各种利好政策的支持,影视业吸引了大量资本涌入,导致并购事件频发。基于企业多元化经营管理和实现协同效应的目的,许多影视业借助并购活动进行外延式发展。并购活动的高涨推动商誉持续走高。然而,高溢价并购活动形成的高商誉不仅未给企业带来相应的超额收益,反而给企业带来了许多风险。高商誉必定会为未来商誉减值埋下“地雷”,不仅加剧对企业业绩的不确定性,还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
当前,全球正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驱动着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更高阶段发展。作为金融与新兴信息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金融科技既涵盖了新型支付清算、网络信贷等产业模式,也包括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和大数据(Big Data)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