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情感障碍，是一种对个人、家庭及社会都会产生严重影响的致残性疾病。轻、中度抑郁症可使患者生活质量严重受损，而重度抑郁症则导致患者自杀风险明显升高，需要紧急治疗。全球疾病负担2000年报告中指出，单相抑郁障碍发作的时点患病率在男性约为1.9%，在女性约为3.2%，而抑郁发作的12个月的期间患病率男性为5.8%，女性为9.5%。该报告同时指出，单相抑郁障碍造成了巨大的疾病负担，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造成的负担将占到整个疾病负担的5.7%，成为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的全球第二大疾病负担；同时，抑郁症也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到2020年，抑郁症将可能成为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的第二大社会负担。在发达地区，抑郁症将可能成为造成疾病负担的首要原因。此外，抑郁症还是造成社会负担的首要疾病——缺血性心脏病的明确的危险因素。研究还发现，抑郁症也与缺乏运动、吸烟、饮酒等缺血性心脏病的其他危险因素相关。高血压作为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其与抑郁症的关系已经研究了一个多世纪。虽然各研究的结论存在争议，而且潜在的机制尚不十分明确，但是大量临床的、流行病学的及生物学的证据足以证实抑郁症与高血压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而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使这两种疾病相关联的可能的作用机制。考虑到抑郁症与高血压均是造成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病因，因此对这两种常见病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将对公共卫生及临床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第1章的综述从流行病学、生物学、遗传学及表观遗传学等方面对抑郁症与高血压的相关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多角度的总结和概括，并提出抑郁症与高血压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受到遗传及环境的共同影响，通过表观遗传调控和基因变异的单独或联合作用，在二者的相关性中发挥作用，为二者的相关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科研思路和研究方向；同时为本文第2章及第3章的展开提供了理论基础。1898年，Maurice Craig首先报道了抑郁症患者的血压总是在抑郁发作时增加，抑郁缓解后恢复正常。此后，出现了大量的临床报告。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抑郁症与高血压患病率相关，而且可能也与发病率相关。但是，有关抑郁症与高血压的关联研究、尤其是抑郁症与高血压发病风险的关联研究的结论，是不一致的。荟萃分析有助于解决这种结论的不一致性，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检索到一篇有关抑郁症与高血压发病风险的荟萃分析。因此，本文的第2章通过对前瞻性队列研究进行荟萃分析，系统评价了在健康的正常血压的人群中，抑郁症是否增加高血压的发病风险。结果显示，在抑郁人群中，高血压的发病率较非抑郁人群增加了42%，提示抑郁症很可能是引起高血压的独立的危险因素；本荟萃分析还发现，对抑郁症所致的高血压发病风险，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是随访时间的长短及基线时抑郁症的患病率，提示抑郁症与高血压发病风险的关系呈现时间及程度依赖性。另一方面，大量的生物学研究提示抑郁症与高血压有关，交感神经活性的增加，包括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NE）水平的增加和NE转运体（NE transporter，NET）活性的下降，是可能的生物学机制之一。此外，有研究找到了遗传易感性在抑郁症与高血压相关性中发挥作用的证据。但是，NET基因多态性与抑郁症或与高血压的相关性研究并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此外，基因突变或单核苷酸多态性既不能随着抑郁症的复发-缓解过程而改变，也不能随着时间或疾病的状态而变化，由此分析，其他机制可能参与了抑郁症与高血压的相互作用，如表观遗传学。但是目前尚未检索到探讨表观遗传学在抑郁症与高血压相关性中作用的研究报道。本文的第3章采用焦磷酸盐测序法，对外周血白细胞中NET基因启动子区的9个CpG位点的DNA甲基化水平进行了检测，通过比较不同的抑郁症-高血压亚组之间DNA甲基化的差异，揭示DNA甲基化在抑郁症与高血压相关性中的作用。结果发现，靠近转录起始位点的CpG位点DNA甲基化程度较低，且各CpG位点间一定的关联，但是并未发现NET基因启动子区DNA甲基化水平在各组间存在差异显著性，这提示后续的研究需要在入选研究对象的人群特征、样本的组织异质性等方面做以调整，并应当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进行前瞻性设计，或通过细胞及动物模型，采用干预手段，进行更深层次的机制研究，同时应考虑NET基因的其他CpG位点的甲基化或其他表观遗传机制，如组蛋白修饰，参与调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