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库恩以来的科学哲学所发生的转向，实质是走向了实践解释学。这种转向的脉路从库恩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发表后所引起的广泛讨论中，从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中，从解释学由经典解释学到理论解释学，再到实践解释学的发展中都已经体现出来。实践解释学所代表的新的科学观，即实践的科学观，继承了欧洲哲学久远的重视实践的思想，并融合了生存论和解释学的要素，在科学观中实现了对近代以来近300年的认识论传统的突破，因此也是对知识的异化的扬弃的一个方面。 　　在新的科学观看来，知识不仅仅是理论表象，知识不是知道什么(knowwhat)，而是知道如何(knowhow)，知识毋宁是一种在世的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即科学的研究模式，作为解释的实践具有介入性和机会性的特征。科学实践是作为控制的权力来产生知识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换言之，知识就是权力，或者权力就是知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实践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各自在对对象的控制能力或权力上的差别才是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别的原因。科学实践的目的所瞄准的不是理论表象的一致性和完备性，而是那些关乎我们的生存的重要的东西或危险的东西。科学实践改变了我们的理解和解释所得以发生的情境，从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种改变虽然不能脱离人而发生，但也并不是只依靠我们而发生，甚至主要地不是通过我们而发生。科学实践用它的规范性控制着人，我们只能从科学实践与自然的因果内在作用中敞开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而可能性领域本身是我们不能用类似的方式进行选择的。可能性领域本身来自我们的命运，来自于自然。但是这里所谓的自然必须作彻底的自然主义的理解：我们自己就是自然物，或者自然不过是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