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是满足人民生活的基础。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对居住提出了新的要求。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从落实认可和保护民事主体对住房保障的灵活安排、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物权编中设专章规定了居住权制度,居住权制度的确立为我国居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在我国法律尚未确认“居住权”这一物权类型之前,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以居住权纠纷为案由的案例。我国实行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受到法律规定的严格限制,当事人不得创设法律不认可的新的物权类型。因此,在“居住权”尚未作为一种物权类型被法律确认之前,只能将其解释为一项债权性权利加以保护,这导致了日常生活中居住权益时常受到侵害。因此,居住权的物权性地位亟待得到确认。在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尚未引入居住权制度之时,我国《民法典》创造性地规定该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居住权制度的设立可以打破房屋或买或租的僵化的“房屋二元利用模式”,可以满足所有权人对房屋的多样利用需求,最大程度地发挥房屋的使用价值,更好地满足房屋所有权人对房屋利用的意思自由,体现私法自治理念。居住权制度可以在保障父母居住需求的情况下,将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给子女。通过此种制度建构,既可以保障遗产不至于经由父母转至其他旁系血亲,保障“遗产下流”,又能满足没有继承权或没有优顺位继承权的亲属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于我国法律而言,居住权制度是“舶来品”。《民法典》仅用6个条文规定该制度,关于居住权的主体范围、客体范围、效力与消灭都没有明确规定,在制度适用之时可能会产生争议。因此本文从居住权的法律属性出发,借助域外立法的规定,明晰我国居住权的具体制度构建。我国《民法典》所规定的居住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居住权制度,也并非突破人役性的居住权,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具有保障性功能的居住权制度,其权利主体应严格限制为自然人,权利客体为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在现行法上,我国不存在投资性居住权。居住权不得转让,不得继承,但具有一定的收益权能。权利的设立方式包括:合同、遗嘱、法院裁定三种方式。权利的消灭方式包括:居住权期限届满;居住权人死亡;居住权合同解除;居住权撤销;住宅灭失;抛弃;混同等事由。本文从解释论的视角对居住权制度构建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明晰,以期为居住权制度在我国的适用发挥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