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城市化发端于英国殖民者的资源掠夺与扩张需求,是与工业化紧密相连的历史过程,是基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通过人口、资本、技术的集聚促发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动态发展过程。考虑到城市化与城乡人口分布密切相关,本研究以印度1951～2011年间进行的6次全国人口普查为主线,按照城乡人口结构和布局变化的特点,分阶段研究了印度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发现印度城市化进程依次可以大概分为集中发展时期(1947～1970年)、快速发展时期(1971～1991年)和稳步发展时期(1992～2011年)三个阶段,并呈现出城市化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发展布局极不均衡、农村贫困成为主要推力、城乡差距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等特点。在城市化的发展背景下,印度作为传统的人口大国与农业大国,其农村初等教育和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在发展变革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类似的问题。例如,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以优秀教师为代表的优质教育资源随着城市化进程持续向城市单向聚集,农村学校在城市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城乡教育的差距不断被拉大,农村初等教育教师数量匮乏且资质不够、学校办学条件差、小型学校数量多等。以解决上述问题为逻辑起点,印度中央与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初等教育政策,并通过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对农村地区予以倾斜性的政策支持,以充分发挥教育政策在城乡教育之间的杠杆作用,旨在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发展目标,进而深层次地推进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当教育政策的诉求不再局限于教育内部时,对教育政策的研究自然也就需要跨越教育学的研究视野,选择更适切的研究方法。而且,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外部因素是分析其农村初等教育政策时必须深入透视的内容,这也是本研究追求的广度与深度之源。据此,本论文遵循政策科学理论的基本观点,采用问题导向的政策研究范式,根据政策文本和大量最新的统计数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政策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对印度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初等教育政策的问题、目标、环境、资源和效果进行了全面剖析。按照政策的具体目标,可将这些政策分为三类：免费普及型、改善提升型和倾斜扶持型；当跳出教育的框架来审视印度农村初等教育的政策环境时,发现印度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全民参与的民主制度强化了公民对政策的关注和对政策的监督,印度各邦区域经济水平因城市化进程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影响了政策的落实,而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限制了教育公平政策的实施；在政策资源方面,印度农村初等教育政策已基本形成以政府资助为主,企业、NGO共同参与的资源整合模式,有效保障了印度农村初等教育政策发展所需资源的持续供给；从政策实效来看,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印度农村初等教育普及程度明显提升,6-14岁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经稳定地超过96%；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显著,学校的功能与环境得到显著改善,而且学生考试成绩有所提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地区的初等教育辍学率有所上升,尤其是11～14岁女童的辍学率达到了6%,另外,教师规模不足与质量不高成为了农村初等教育发展的瓶颈。政策科学理论认为,研究教育政策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政策文本的表达和政策效果的呈现,而应以“教育政策执行”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直面鲜活的教育政策执行现实,以制度分析为视角,体验错综复杂的经验事实,呈现制度因素在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本研究在阐释印度教育政策制定、管理与执行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印度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初等教育政策的利益架构,发现印度联邦政府是通过统筹政策管理与执行以集中表达公共利益,各邦政府负责推进政策的贯彻执行,希望获取更多地方自主权,“县—乡—村”自治组织负责制定政策落实方案以加强自治,NGO监督与反馈政策执行过程以保证理念输出。从组织机构层面自上而下地解析了印度农村初等教育政策的利益架构之后,本论文又分析了印度社会不同阶级对教育政策的利益诉求。按照社会分层理论,印度社会基本上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其中,上、下阶层的分化严重而且稳固,而城市化进程催生出的中层阶级对教育政策的影响力最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印度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初等教育政策在问题层面体现出人本取向,在目标与环境层面体现出公平取向,在管理与执行过程中体现出民主取向,而在政策资源方面表现出分权取向。总体上,印度城市化进程对农村初等教育政策的发展与变革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城市化的发展给农村初等教育政策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挑战,倘若一味追求硬件普及的数量,而忽视基础设施质量的保证,农村学校有可能会演变为教育领域的“贫民窟”；其次,城市化进程间接造成了教育政策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是政策目标调整与变化的重要动因；再次,城市化进程对印度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会改变教育政策环境的格局,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边界会逐步淡化,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政策效果。将印度农村初等教育政策置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中审视时,可以进一步提炼出政策的特色。由于受到印度民主制度的影响,教育政策当中的利益冲突随时可能爆发,同时,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有别,而且往往是富裕的精英群体占据着民主的优势地位,所以生于民主氛围的教育政策并不一定能从根本上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与需求,甚至很可能违背教育政策追求公平的初衷。而且全民参与的民主制度导致制定教育政策的周期较长,分权政治体制下的多头管理又使教育政策的执行效率过低。另外,根深蒂固的印度种姓制度严重制约了初等教育政策的公平性,造成了不同种姓之间教育公平的真空地带。由此,印度农村初等教育政策落实与发展的最大障碍实质上是教育制度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与抗衡。尽管印度的初等教育发展水平整体上落后于我国,但其农村初等教育政策在应对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问题方面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其中确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1)印度联邦政府对农村偏远地区或高寒山区小型学校的教育投入,是以保证学校正常运转所需经费为基本依据来划拨经费。这种“保底”的思路与政策选择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克服地理条件限制,真正实现“两基”目标(基本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巩固率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2)大量私立学校为印度农村地区实现初等教育普及的政策目标提供了现实基础,而政府以教育质量为前提,从土地资源、教师工资、学生补助等方面对私立学校采用多样化的资助方式,不仅没有改变印度农村初等教育免费性、普及性、强制性的基本性质,反而引入了合理竞争,盘活了教育资源,使农村初等教育的发展规划更具合理性与灵活性,而这得益于印度中央与地方政府严格资格审批,实施专项资助管理；避免过度竞争,规划布局管理；坚持公办民办教师的平等地位,规范教师管理；开展评估监督,加强质量管理的多维管理思路与行动；(3)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与审计制度是保障经费落实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