绰号也称诨号、混号,是一种特殊的称谓语。它是人们根据对方的外貌、性格、特长、生理特征,特殊经历等特点而命名的一种带有幽默,讽刺色彩的称谓符号。绰号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体现了各个民族自己特有的文化。虽然绰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和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但是由于绰号不是主流的语言文化现象,所以其研究历来都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作为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水浒传》不仅有着深远的文学意义,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反映。小说中一百零八位好汉皆有绰号,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绰号最多的一部。正是这些独特的绰号把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地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水浒传》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成为研究界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它独特的民俗色彩,鲜活的人物形象,生动的语言,使它成为语言研究的珍贵语料库。由赛珍珠和沙博理翻译的《水浒传》有极高的文学和研究价值,非常具有代表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语言学飞速发展,使得隐喻和转喻研究从修辞角度转向了认知角度。1980年,隐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标志是Lakoff&Johnson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隐喻和转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隐喻强调从源域到目标域的跨域映射,而转喻是基于同一认知域的替代,用事物最突显、易于理解的一个方面替代整个事物或事物的其他方面。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体验和认知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好汉的绰号进行分类,并通过实例分析探讨了这些绰号的构成方式和使用特点。笔者借助于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理论详细分析了这些人物绰号构建和理解过程中贯穿着的隐喻转喻模式,以及影响隐喻和转喻绰号源域选择的文化因素。基于对绰号认知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以赛珍珠和沙博理的译本为蓝本,采用描写性翻译研究方法对两个译本中人物绰号的翻译所使用的不同的翻译策略进行对比研究,通过例证总结了两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倾向。通过以上的研究,本文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水浒传》中人物的绰号是一种认知和文化现象,它们的构建和理解过程中贯穿着隐喻和转喻模式,而在隐喻和转喻的源域选择上又受到了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绰号是认知模式和文化模式双重作用下的结果。基于对绰号的认知分析,笔者更进一步的探讨了赛珍珠和沙博理两位译者对这些绰号的翻译,并由此可以看出,绰号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和文化现象。对于绰号的翻译,两位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力求忠实准确地传递原绰号的异域文化色彩。在翻译策略的使用上,为了追求译文的可读性以及流畅性,赛珍珠大量的使用了“归化”策略去处理这些绰号；而沙博理的翻译则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被认为是异化和归化结合的典范。二位译者对绰号翻译的处理各有千秋,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确实都存在一些误译。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译者们要平衡这两种策略的关系,达到既能忠实准确地向读者传达源语文化,又能保持译本的流畅性,便于译文读者理解。论文一共有六个部分。第一章是对全文的综述。第二章介绍了国内外概念隐喻和转喻理论的发展,以及《水浒传》及其绰号的研究状况。第三章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语料,研究方法,以及整篇论文的框架。第四章和第五章是该论文的主体部分。第四章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水浒传》中的绰号进行了分类,并通过具体的实例分析了它们的构成方式和使用特点。第五章则对两个译本中人物绰号的翻译所使用的不同的翻译策略进行对比,总结了赛珍珠和沙博理这两位译者各自选择翻译策略的倾向。第六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并指出了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