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瘫痪后，人们惯常以固有的观念来看待他，认为残疾了就是废了，他感到经常遭到别人有意无意的歧视。由于原有的常识无力应对个体生活的剧变，史铁生陷入自我价值可能丧失的危机中。在由个体的遭遇转向社会生活时，史铁生发现解放后进行的试图迅速实现共产主义的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后，许多人失去了终极价值的指向，人生显露出荒谬、虚无的一面。面对价值指向断裂造成的困境，史铁生不得不重建价值观念，以支撑他能够好好活下去。史铁生不断地从童年时光和知青生涯的体验中，发掘出具有永恒生命意义的生活片段，以期重新确立自我价值。在探寻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他对过去体验的追述彰显的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因素，以及他关于美好人间的心愿，极大地缓解了他的危机感。在应对困境的思考中，史铁生意识到追求美好生活过程本身的审美意义，总结出了重过程不重目的的“过程”哲学。但在把浪漫的哲学思考运用到现实体验中时，却出现了无奈的强烈反差。史铁生意识到这一状况和人们对残疾人的态度一样，也是由根深蒂固的观念造成的，要想活出自我生命的意义，势必要打破固有观念的束缚，明白生命的真相。在解决残疾生活的体验与哲学思考之间的悖论过程中，史铁生体悟到人的生命是残缺的，苦难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相反相成、悖论地共存着，人们只有在爱的指引下在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的过程中，个体的价值才能彰显。于是史铁生总结了半生的认知，通过感性体悟和理性思辨，形成了富有宗教精神内涵的理想，从而解决了其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问题。创作中史铁生不仅在写“我”，还把“我”的写作写进作品。“我”在小说中的体验与在散文中的思考，在创作的初期既互动又相矛盾，后来逐渐融合，这一特征成了研究史铁生观念嬗变的另一重要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