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作家群是一个活跃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的松散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不仅在创作上成就斐然,而且表现出对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不同寻常的重视,并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著的成绩。但是对于京派批评的研究至今仍然不够充分,本论文将回顾京派及京派批评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概况与历史境遇,并对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等具有代表性的京派批评家进行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京派批评在走向自觉的审美批评的道路上所进行的批评的理论建设及其实践成就。京派批评家虽无明确的分工,但是他们各具特色的批评个性仍然组合成了一个兼有学理追求与个性诗情的批评学派,形成了颇具整体冲击力的流派气势。其中,沈从文以“五四”文学精神的传人的身份与姿态,为京派批评高扬起人文理念的大旗; 朱光潜从自己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出发,为京派批评奠定了坚实宽阔而富有个性的理论基础; 李健吾则在对批评的本质进行体验与思考的同时,努力提升着自己印象批评的精度与纯度; 梁宗岱则致力于在法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的理论背景下探索空灵玄秘的诗歌境界; 而李长之则在努力建构文艺学科的同时大力提倡“批评精神”,并以其独特的情感中心主义批评张扬了京派批评家们所共有的重建与复兴民族文化的热忱。本文认为,京派批评作为一种走向自觉的审美批评,实现或力图实现两个方面的综合:一、在批评自觉的前提下,京派批评力图通过融合中、西文化传统与批评传统而建构起一种相对稳定而综合的批评范式,因而在将中西传统进行裂解并降格为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在文化精神、批评方法、思维方式、批评术语等多个层面都进行了沟通、对接与综合的尝试,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其中不少理论成果已经成为今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二、京派批评融合中西传统而建构新的批评范式的实质是为整个民族提供一种新的体验方式,这正是文学批评介入社会、达成其社会关怀目的的独特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京派批评在审美自觉的前提下,实现或力图实现文学的社会关怀维度与审美追求维度的综合与交汇,这种审美自觉不是表现为对社会责任的逃避,而是以文学的审美方式包容与化合对社会功利目标的追求,正是在这一点上,京派批评与左翼批评相互间存在着严重的误解与冲突,但同时又相互对话、相互启迪,并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达到了相同的理解。本文认为,京派文学批评属于一种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隔着坚厚的文化壁垒,京派批评家们对群众性社会运动的远离与拒斥更加强了这种精英封闭性,这使他们通过改造全民文化而改造社会的文化诉求始终缺乏一种实现的途径。这也从反面给当代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某种启示:只有在一种充分的文化对话的格局与条件下,才可能出现全民族文化创造的高峰。但是,作为一种自觉的审美批评,京派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对我们当代的文学批评建设也仍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京派批评在与左翼批评的争论与对话中,凸显了文学批评的审美的、诗学的维度的存在意义,这种审美的、诗学的批评,既是文学的,又是文化的,由于它紧紧地依托着文学经验的大地,面对着代代传阅的文学文本,因此,它是同时向着历史、当下、与未来发言,它的语言与声音不仅仅是理性的、观念的,更是情感的、体验的,它的理论成果将不仅成为这个民族的记忆库之中的知识,更将在一代代不断前来文学读者的心灵中激发出新的对话和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