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一直处于基础地位,农业的发展与振兴始终是我国坚持的国策。2004年至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市场、发挥地方财政作用、构建农业保险体系,以抵御农业风险对农业生产的冲击,为地方农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于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展开了多次实践与探索,但是其效果都未达到预期。自2003年开始,我国开始尝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2007年,中央财政开始直接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并设立了多个保费补贴试点。至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联动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该模式由保险公司负责专业化运营,地方政府在中央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对农业保险保费进行进一步的补贴。这样的经营模式使得我国的农业保险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在农业保险“政策性经营模式”的背景下,农业保险对促进农业产出增长、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是否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的直接补贴是否使得农业保险的对产出的激励作用有所提升?上述问题都是关乎我国农业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探究农业保险的发展对农业生产水平的具体影响,是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2004年,保监会提出在上海、黑龙江等地逐步开展由地方财政参与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自此,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与发展模式就此展开。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背景下,探究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具有何种影响,这种影响在区域间是否存在差异。从理论上分析,在灾前,农业保险有利于稳定生产预期,这会促使农户敢于选择风险性更高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对象,这些生产要素往往比一般的生产要素更具有效率,进而使得农业生产水平得到提升。但是有时农业保险也会引起道德风险,使投保农户疏于对风险的防范,进而使得农业风险的发生概率和损失程度上升;在灾后,农业保险对受灾农户的经济补偿,使其具有保障农户恢复生产的功能。在本文的实证部分中,我基于2007—2017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使用滞后一期的农业保险密度衡量农业保险的灾前效应;使用滞后一期的人均农业保险赔款衡量农业保险的灾后效应。将这两个主要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进行组合,对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进行回归。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研究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水平的影响效果。回归的结果是两个解释变量前的系数均为正,并且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这就说明,无论是灾前还是灾后,农业保险均对农业生产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之后,本文又利用构造虚拟变量和交叉项的方式,探究农业保险的增产效应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构造的两个虚拟变量分别是:是否为粮食主产区的虚拟变量（Ⅰ1）和是否加入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试点的虚拟变量（Ⅰ2）,最终的结果为,（1）农业保险的增产效应在非粮食主产区中更加明显。（2）在实施中央和地方财政联动的补贴政策之后,地区的农业保险增产效应得到明显的提升。通过阅读多篇文献,我找到了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粮食主产区中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具有高禀赋的优质耕地,这样的耕地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小,因此农民在购买保险之后其生产预期并不会有显著的提升,所以农民不会因此扩大生产,农业保险的增产效应也就不那么明显了。而出现第二条试验结果的原因是:中央财政在地方财政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保费进行了补贴,降低了农民的投保成本,使得农业保险的需求和有效需求都大幅提升,农业保险真正在生产中发挥了作用,农业保险的增产效应显著提升。最后本文根据计量结果得出三条建议:（一）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农业保险持续发展（二）均衡发展区域间农业保险,兼顾经济效益与粮食安全（三）对农产品实施差异化补贴,精准提升粮食作物生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