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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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的新模式,2012年我国启动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工作,进行新技术的布局,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我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本文运用中国2009-2016年287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间升级与产业内部升级两个视角,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与质、产业结构合理化三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运用DID模型研究了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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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的新模式,2012年我国启动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工作,进行新技术的布局,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我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本文运用中国2009-2016年287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间升级与产业内部升级两个视角,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与质、产业结构合理化三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运用DID模型研究了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采用PSM-DID及反事实检验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还采用了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探寻了城市创新能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模三大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智慧城市建设效果在区域及城市特征上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提升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与质,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无显著作用;(2)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了服务业内部升级,提高了高端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但对制造业内部升级无明显作用;(3)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通过扩大产业规模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4)就区域而言,政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的影响仅对东部地区起正向作用,政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质的影响仅对中、西部地区起正向作用,政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仅对东部地区起负向作用;人力资本方面,政策仅对高人力资本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起正向作用,而不论人力资本水平是高是低,政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质均起正向作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均无显著作用;就财力而言,不论财力高低,政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与质均起正向作用,对合理化均无显著作用。政府在继续推行智慧城市建设时,需要重视城市协调联动能力的提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城市创新能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升,加大对高端制造业关键领域与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各地方政府需因地制宜地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工作,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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