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可能性发源于德日刑法,体现了法对行为人万般无奈下的选择的同情,是对“法不强人所难”实际诠释,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但“外来的和尚”也未必好敲钟,虽然期待可能性在学术界一度引起了研究的热潮,但至今为止,关于是否需要引入以及如何引入该理论以契合我国刑事环境的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文正是基于上述问题,以“我国刑法引入期待可能性的必要性”为基础,进而阐明“引入的路径”,并进行逻辑论证。本文由以下四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对期待可能性进行概述。首先以期待可能性的定义引出本文的出发点——在广义定义的基础上展开论述,接着简要介绍期待可能性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及其蕴含的的理论价值。第二部分主要展示学理上关于是否需要引入期待可能性的争议,并对反对意见进行评析,表达出本文主张引进该理论的态度。第三部分紧接前文,论述我国刑法引入该理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必要性方面,主要表现为立法上对人权保障的缺失和司法实践对社会危害性进行实质判断的实际需求。在可行性方面,主要从文化历史的影响、现行立法的思想和刑事政策对未来立法的趋势性影响三个层次展开论述。第四部分主要阐述我国刑法引入该理论的路径。首先论述我国应当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犯罪构成为基本立场。其次,对期待可能性进行梳理。其中的重点有两个,一是主张从犯罪论和刑罚论两个方面分别肯定该理论的体系性作用;二是主张以行为人标准为中心,以其他为参考,判定期待可能性事由存在与否。另外还简要阐述了该理论的性质以及对认识错误的处理等。再次,考虑到我国期待可能性思想处于从无到有的历史阶段,主张先作概括性规定,再以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为切入点,逐步完善我国刑法。最后,论述期待可能性思想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程序,包括提起主体、决议主体和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