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十七年间,叙事诗出现了一次创作高潮。本文从文学生产角度出发,对这一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整个研究以作家、作品为中心,范围包括叙事诗的形式、内容和创作主体三个方面。十七年叙事诗,在形式上追求民族性风格,试图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李季、阮章竞、田间等人的叙事诗创作正代表了这种方向。在意识形态的大力支持下,民歌体形式获得前所未有的地位,但随后民歌体形式的泛滥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十七年叙事诗在内容方面是以历史题材为主,它包括两种文本生产方式,一种是以《阿诗玛》为代表的搜集整理,另一种则是《复仇的火焰》为代表的作家创作。而意识形态正是通过民间题材的文学再生产,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在作家主体方面,十七年叙事诗创作主体包括五四之后的老诗人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培养的新诗人两类。老诗人,他们直接面对的话题是“改造”,从思想转变,艺术方法改变,到话语系统的更迭等等,但这种改造大多以失败告终。因而十七年叙事诗创作的中坚是新诗人。国家在培养新诗人方面,特别是少数民族诗人,是花了大力气的,包玉堂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然而,新诗人同当时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还是存在的,以郭小川为例,其战士和诗人的双重角色在其文本中留下了意识形态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