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古代中国和整个西方的交往,多是以中国和意大利两个民族的交往为先导的。东汉时期,大秦王安敦遣使来华,拓展了中西商业贸易的交流,世界上中西两大文明版块文化得以空前的初次交接;蒙元时期,罗马教廷派遣使节及传教士入华,推进了中意交流的步伐,加深了中西间的认识与了解。《马可波罗游记》更是引起了西方对中国及远东的向往和关注,并曾“诱起”哥伦布决心漫游东方以至发现美洲,并由这种地理大发现进而导致了新的世界格局之确立;明末清初,大批意大利藉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将“天主福音”与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一并传入中国,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迄入近代,意大利乘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大潮并凭借武力再次打开了中意交往的大门。自从与晚清政府签订中意《通商条约》之后,意大利便妄图从中国攫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向清政府强索三门湾的未果,不仅没有打消它的侵略野心,反而使其变本加厉。以意大利藉传教士被害为借口,意大利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总行动。通过此次行动,意大利获得了丰厚的“收益”——战时的掠夺、战后的巨额赔款和天津租界。“庚子国变”之后,内外交困的封建统治者虽有“清末新政”之回光返照,但1905年的对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宪政考察”也终究未能使没落的清王朝起死回生。民国建立后,中意两国间的交往更为频繁。1927年,“宁案”发生。意大利以此为借口,拒绝同国民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企图继续享有在华特权。为了能够尽快同意大利修订新约,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同意向意大利道歉,并允诺赔款及惩凶等事。通过与意大利政府的多次论战与协商,最终中意两国与1928年签订中意《友好通商条约》,意大利放弃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和协商关税权。中意关系逐渐走向平等化。在近代中意经贸往来方面,虽然中意贸易额并不是很大,但是意大利依据不平等条约,通过索取庚子赔款、“金法郎案”及教案赔款等从中国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