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古代教育思想史是壮族先民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以及教育活动的理性反思。它不仅是教育史学科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而且也是当下壮族教育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理论准备。在壮族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汉文化的播化与壮文化的自我协调,共同构成了壮族教育思想演进的主线。自壮族教育思想产生伊始,其思想内容就有了对人、时空、伦理道德的思考。秦于岭南设郡后,随中原文化的不断播化,壮族先民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出现了有关儒文化的内容。到了羁縻制时期,中庭与壮区的政治联系愈加紧密,壮族的儒学教育思想也随之得到不断充裕,同时,民间教育思想也开始出现反抗压迫、追求自在生活的内容。再到土司制时期,儒学教育在壮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此也培育了一批壮族本土教育思想家。在这个儒文化全面嵌入的时代,壮族民间教育思想也深受儒文化影响。壮族教育思想受孕于自在发展期。壮先民适应生境的劳动实践,促成了教育思想的诞生,其先后经历了孕育、发轫、成型、发展等几个阶段。在孕育阶段,壮族先民的一般思想先后经历了“颠倒的世界”、“尝试干涉事件”、“创造的想象”的历程。壮族先民由“内在观察”向“外在干涉”的思想转变,奠定了壮族古代教育思想孕育的土壤。这一时期的壮族教育思想,主要生成并服务于日常生产生活,其内容主要关涉壮族先民对自然秩序、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的简单认识；在郡县制阶段,在行政归属、人口交往与文化政策的日渐影响下,中原之风获得了南下的条件。作为岭南壮汉文化交融缩影的南越国政权,其颁布的“文治武功”、“和辑百越”政治,在宏观上为后世岭南壮区营造了有利的文化环境。儒学思想在中庭“近儒”文化政策与“礼乐先行”策略的宏观支持下,伴随南来文人的授徒教学,儒学逐渐获得了壮族上层知识分子的认可,私学也随即肇始；在羁縻制阶段,羁縻造成的政治思想以及儒家思想的传入,共同构织了这一时期的思想背景。隋唐时期儒学教育,在皇权意识的干涉下,逐步获得了思想的合法性。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南下官吏,采撷儒佛思想资源,施行教化之举,奠定了这一时期壮族教育思想的基调。以韦敬办为代表的壮族本土教育家,其思想内容呈现出了儒学教育思想与壮文化教育思想间的链接性特征。相比儒学教育思想的内容,民俗中蕴含的适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教育思想,不仅实现了对前期的延续,也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增添了反抗压迫的内容；在土司制度阶段,官方秩序与本土秩序的共存与博弈,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思想背景。壮族儒学教育在皇权崇儒政策的助推下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并出现了以刘定逌、张鹏展、郑献甫为代表的壮族本土教育思想家。与此同时,壮族德育文本《传扬歌》蕴含的有关个人、家庭、社会道德教育的内涵,诠释了这一时期壮汉文化交融背景下的民间德育思想状况。壮族教育存在的地理限制、教育思想的社会分层,以及教育思想固有的文化惯性造成了教育思想的保守性特征。壮族稻作经济生产方式为教育思想的兼容开放性奠定了稻作文化基础。保守性与开放性的糅合正是壮族古代教育思想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形成的整体性特征。基于此种特征,壮文化性格成为刻门思考壮族古代教育思想现实意义,寻找融合优缺与超越古今,获得现实发展的着力点。当下,发展壮族教育事业,既要尊重其中固有教育思想的合理性,又需对其展开积极反思,以适应时空变化。为此,学校教育不仅要承担传承壮文化的责任,同时也要追求壮民族自我的现代教育,以促成壮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