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从作家的文本入手，揭示庐隐作品中悲剧意识和女性意识的产生、特征，情感的抒发及其文本的对应形式。 庐隐的作品中蕴含的一种悲而不壮、苦而不绝的深层文化积淀即：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是由个人的悲哀和时代的悲哀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人的悲哀形成了庐隐独特的悲哀的创作心态，看取生活的独特的视角，而时代的悲哀促成了庐隐最终形成悲哀的文化心理，影响到她对人生的目的、价值和审美的把握。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庐隐的悲剧意识表现得十分强烈——一种带有罕见激情的、持久的怀疑和诘问，一份永不消竭的生命的困惑、纠葛和烦闷。并且将人生的种种问题，内心世界的种种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上升到生命意识的高度。 庐隐的女性意识既具有“五四”时代的特征又有所发展。伴随着“五四”时期的人的发现，庐隐的女性意识首先注入了“人”的内涵；这种觉醒了的女性意识让庐隐在实际生活中时时思考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女性的自觉使庐隐对中国的妇女运动的思考具有相当的深刻性；三十年代庐隐在作品中敢于大胆的表露女性对爱情的渴望，主动追求爱与幸福，并试图以女性为观察的主体、思维的主体、话语的主体，努力冲破“五四”性爱话语的尴尬，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 庐隐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特色，为了充分的宣泄作家的情感，庐隐在文本的选择上呈现出特色，使情感的抒发和文本的形式达到了对应。庐隐强烈的主观抒情决定了庐隐对日记书信体的定向选择，从而达到了情感与形式的统一。情感意象的选择与构筑是同庐隐的整体创作风格和悲哀凄切的情感抒发密不可分的。为了尽情的抒发作者的情感，庐隐直接以诗歌人小说，成为其创作上的一大特色，加重了小说的抒情化倾向，为作品平添了许多浪漫气息。 庐隐的作品是“五四”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揭示庐隐作品的创作特色与存在的不足，目的在于给作家以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