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为核心，将之还原到1980年代初现代派发生的语境中，厘清其中的核心问题及其争议，并从技术与文艺、现代与传统两个方面，辨析高行健为现代派文艺“迂回”辩护中的“突破”。
　　首先，梳理“十七年”时期西方现代派小说在我国的译介和传播。“十七年”时期的中国并非如许多人所直观认为的那样“闭关锁国”，而是组织翻译和引介了大量的西方现代派小说。虽然这些“黄皮书”并未公开出版，而是以内参书的形式存在，但随着“文革”时期大量内参书流散“民间”，现代派的传播范围暗中扩大。可以说，正是这个以黄皮书为载体的现代派潜流，为1980年代初的现代派论争埋下了伏笔。
　　其次，通过对“四只小风筝”事件来龙去脉的梳理，还原现代派论争的“再”发生过程。李陀、刘心武、冯骥才三人围绕《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发表的一系列通信文章，在关于现代派的论述上既存在共通之处，也存在着不同，由此可见 80年代初高行健挑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殊视野。
　　再次，重点分析高行健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为现代派进行合理性论证的两大话语策略。策略之一是通过将技巧与技术的等同来去除现代派的政治意识形态意涵。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评价，长期将之视作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的文学形式。改革开放之初，把科学技术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并将之视为第一生产力，乃是新时期现代化意识形态得以确立的重要途径。正是借助于这个对于科学技术的推崇，高行健将现代派阐释为文学技巧的做法，同样旨在为现代派小说正名，并将其从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策略二是通过将现代派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从而破除形式背后的西方专属及其政治意识形态内涵。高行健在书中大量列举中国古典小说，如《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有意夸大其中的某一具有现代派特征的形式要素，得出现代派在中国古已有之的结论。同时，他列举了大量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如鲁迅、茅盾、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中的现代派形式要素，以此来说明现代派的写作手法与现实主义其实是并存关系。
　　最后结语部分将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为现代派正名的“迂回”策略与其小说创作相结合，指出高行健的小说实验并非是玩弄技巧，而是通过对小说技巧的探索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他的创作目的与主流文学存在着不少契合处。高行健并非是深入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内部从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的立场、思想等本质方面来对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也并不是要通过文学召唤出西方意义上孤独、颓废的个人。80 年代初，他的创作没有完全脱离政治，他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下，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个与政治同等重要的技术维度，并试图在“现代派”与中国文学传统之间建立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