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股权质押作为一种新兴的融资方式,迅速受到众多上市公司股东的青睐。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控股股东往往有强烈的资金需求,却碍于控制权削弱等因素不愿通过减持的方式来融资,此时股权质押就成了更加便捷的选择,不影响控制权,限售股也可以进行质押,拓宽了融资渠道。同时,流动性高、变现快、具有非实物性的股权更容易被质权金融机构接受,而相关金融机构能够在违约发生后以较低的代价及时对股权进行处置,从而实现有效的风险管控。而在“牛市”时,股权质押所能融得的资金增多,在股价上涨的行情下股权质押暴雷的可能性也大大下降,更是刺激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的积极性。基于以上优点,股权质押融资活动逐步发展成我国资本市场的常态,甚至在我国资本市场形成了“无股不质押”的景象。截止到2019年12月,A股已经有3081家公司存在股权质押,占上市公司总数的85.56%。未解质的质押股数高达5806.29亿股,占总股本8.58%,市场未解质质押市值达到4.58万亿元。由此可见,股票质押业务已成为上市公司大股东获得融资的重要渠道。股权质押能通过“化存量为流量”的方式盘活上市公司股东的资产,但在股价下行的行情下,股权质押本身就存在着平仓风险。市场上现存的股权质押存量犹如“地雷”,一旦股价触及平仓线触发强制平仓,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股价崩盘。那么存在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是否意味着更高的股价崩盘风险?在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除了外部因素以外,是否有内部层面的原因,来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呢?中间的影响机制又是如何?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文选取2014-2018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与控制权私利理论,采用文献分析法与实证分析法结合的方式,对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并根据上市公司的特点（股权制衡度、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在样本间的异质性展开研究。此外,从盈余管理的角度,股权质押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1）第一大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可以发现,第一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也与股价崩盘风险正相关。这说明在股权质押后,大股东对于上市公司的侵占效应大于为防止股权质押暴雷而积极提高上市公司价值的保护效应。在股权质押后,金融机构作为质权人有权收取股权质押期间产生的股息或红利,弱化了对大股东的激励,而大股东仍能保留其控制权,加剧了其对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放大了其资产杠杆,从而容易产生谋取私利的动机,加剧了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加大股价崩盘风险。此外,一旦股权质押发生暴雷而被强制平仓,将引发股价进一步的下跌。（2）通过分组样本回归,本文发现这种关系在不同特点的上市公司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在股权制衡度较小的上市公司样本中,大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而在股权制衡度较大的公司样本中二者关系不显著,说明高股权制衡度能够降低存在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大股东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敏感度较低有关。（3）盈余管理在大股东股权质押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大股东存在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会加强应计盈余管理,而应计盈余管理的加强则会降低盈余质量,增大公司与外界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加大股价崩盘风险。最后,本文根据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分别从企业内部治理、金融机构、监管机构以及资本市场的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公司层面应改善治理水平,其他大股东应加强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尤其是在第一大股东存在股权质押行为时,减少其因谋取私利而侵害上市公司整体利益的行为。质权人金融机构应更加全面、客观的出质人资质评价体系,并通过对上市公司的调查来对质押物（上市公司股权）的质量进行更全面的研判,在关注公司财务指标时,也应同时关注公司财务政策的变更。而对存在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出具报告时也应更加审慎,减少公司通过调整财务政策粉饰财报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监管机构应重点加强对存在大股东股权质押的企业的监督,可以考虑细化对该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规范,并重点关注资金流向与关联交易等项目,以降低大股东空股权质押背后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可能。此外,还要加强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监管,防止控股股东因补充质押物或偿债等需求占用公司资源,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我国的金融机构及监管机构应合力打造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减少上市公司对于单一金融工具的过度依赖,从而降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