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组织行为学对员工变量的关注也从工作倦怠等不良问题转为工作投入等积极因素。提高工作投入有利于员工的经济收入、自我效能感等以及组织的整体绩效。而随着女性在劳动市场的占比不断增加,双职工夫妻家庭越来越多。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越来越多元化。因此近年来工作-家庭平衡开始进入研究者和管理者的视野。随着竞争压力加大,以及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双职工夫妻所承担的教养压力也值得关注。那么如何让员工合理地运用家庭和组织中的社会资源,以积极的态度处理好教养问题,心理健康地投入到工作中呢?家庭和组织是双职工夫妻最重要的两个社会环境,而员工与父母是他们极为重要的社会角色。角色间可能产生冲突,但社会资源也有可能在家庭成员内流动。因此本文从工作-家庭平衡的视角出发,结合资源保存理论,选取社会幸福感这一个体特质与环境交互形成的变量作为影响因素,依据主客体互倚模型,探讨社会幸福感对工作投入的作用机制,以及教养压力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Schaufeli和Bakker编制的《Utrecht工作投入量表》(中文版)、Cheung(2000)修订的中文版教养压力量表PSS,苗元江修订的中文版《社会幸福感》量表,向夫妻双方在职家庭发放配对问卷,要求夫妻共同填写。共发放问卷860份,回收860份,有效问卷845份。经统计分析得到结果如下:(1)双职工夫妻社会幸福感与其本人及配偶的工作投入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教养压力与其本人及其配偶的社会幸福感为显著负相关关系;教养压力与本人及其配偶工作投入为显著负相关关系。(2)妻子和丈夫的社会幸福感均可显著正向预测本人及其配偶的工作投入,主体效应与客体效应均显著。(3)丈夫的教养压力和妻子的教养压力均显著调节妻子的社会幸福感对妻子的工作投入的主体效应;教养压力较低的妻子其本人的社会幸福感对工作投入的正向主体效应更为明显;配偶教养压力较低的妻子其本人的社会幸福感对工作投入的正向主体效应更为明显。因此本文得出结论,社会幸福感会影响到个体及其配偶的工作投入水平;而女性的社会幸福感对工作投入的影响程度与教养压力有关。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个人、配偶和组织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