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公民享受着个人信息所带来的便捷服务,同时也有着信息被泄露的担忧。信息一旦被泄露,随之而来的是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相关犯罪,严重危害公民的人身安全及社会的长治久安。当下,我国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水平不断提升,相关的法律文件也在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难题。然而,司法实践中仍然遗留许多问题,例如个人信息的范围笼统模糊、权利属性不明确、行为方式的认定有偏差以及“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不统一等,本文立足于《解释》,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含义众说纷纭,有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权说,识别说相较于其他学说更具合理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个人法益而不是超个人法益。然而,个人法益内部又存在人格权说、财产权说、隐私权说和个人信息权说。公民个人信息所蕴含的法益,应当是兼顾了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的个人信息权。外国人、无国籍人应当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死者不是本罪的权利主体,公开人物的个人信息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其次,深入分析本罪的客观行为方式,作为本罪前置要件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尽管加了“有关”二字,但其本质应当仍是“违反国家规定”,司法解释将部门规章认定为国家有关规定缺乏合理性。再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方式可以概括为非法泄露型和非法获取型两种方式。非法泄露型中的出售与提供行为的区分标准在于是否有偿,非法获取型中的其他方法包括了购买、交换和收受等行为。最后,是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进行研究,《解释》列举出多角度的认定标准,但标准存在信息类型不明确、数额标准设置不合理和主观恶性导致定罪量刑相混淆等问题,需要通过明确信息类型、完善数额标准和准确理解主观恶性来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