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浩然在意识形态化时代的个人叙事——以《艳阳天》《金光大道》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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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的代表作《艳阳天》、《金光大道》分别是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写作范示,而他戏剧性的文学命运也昭示着当代文学变更进程的曲折和艰巨,因此,具体地探讨浩然文革前后的小说创作对认识那特殊时代的文学有特殊的意义.浩然的代表作有一套完整的叙事模式,其主要特征包括:1、叙事语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通过人物、环境的全面对垒,映照着现实现念形态的二元对立模式;2、英雄形象构成的内省化与理性化及故事结构的拟史诗特点,使叙事获得了寓言层面上的意义,而作为意识形态化身的"神谕"的意象,更增强了英雄史诗的言说合法性;3、作为叙述分化力量的中间人物形象被逐步地抽象化,以阶级原理罪取代人性弱点,使原本可能表达出的质疑的声音被宏大的阶级叙事所覆盖;4、全知话语的权威性受到限制,叙述者最终被权威话语所规定,叙述本身成为权威话语系统中的一个符号.从上述叙事特征可以窥见,文学创作在意识形态空前强化的环境中是以特殊的方式存在的,作家的艺术本真和来自时代的政治理念最终在浩然的小说文本中达成一致,《艳阳天》、《金光大道》才成为时代的模本的.由此可见,文革时期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创作是十七年乃至更早的文学尝试的历史延续,而这种文学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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