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诗性特征有目共睹,但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现有研究成果的研究对象往往较为集中,对文言小说诗性特征的讨论多于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讨论,而对古代白话小说的讨论往往集中于四大名著及《金瓶梅》等羼入诗词较多的小说作品。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诗性特征并非只呈现为诗体韵文对小说文体叙事的介入,其深层的影响乃在于诗体的思维习惯与运思模式对小说文体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为研究对象,借助中国传统诗学评点与叙事学评点交叉的视角,尝试探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诗性特征的形成与显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成熟之作往往呈现出语体的诗化、表现对象与审美精神的抒情化、叙事结构的意象化、隐喻性与象征性,以及意境营造的诗意性等特征。小说诗性特征的形成与作为中国文学母体的诗学传统对叙事学传统的渗透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诗性特征,首先表现为诗体韵文对白话小说文本的羼入,对此白话小说的创作者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部分小说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诗体韵文与白话小说文本融合的无限可能,而另一些作者对诗体韵文的摒弃则具有小说文体独立的意识。与此同时,在传统诗学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表现对象与文体功能产生了诗学的转向,借小说以“言志”成为创作者与评点者的共识。白话小说作者开始在作品中高歌理想、沉潜生命,从而使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作品呈现出纹理清晰的抒情质感。在白话小说的情感表达方面,创作者自觉取法于古典诗词优秀的抒情传统,“吟咏情性”与“诗可以怨”等经典诗学命题被借鉴、化用于白话小说的情感表达之中。而在叙事的运思上,源于诗学语境的意象论、言不尽意、意境说、回忆的诗学等表现方式与文本建构经验,也被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兼收并采。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在文体成熟过程中,对诗学传统的借鉴与学习既是诗学传统的思维惯性使然,更是小说创作者与评点者自觉、主动的吸纳,在对诗学传统的继承与解构的张力中,白话小说的文本建构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