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村出现的阶层分化是一个资源再分配、利益格局重构的过程，农村社会的同质性正在迅速减弱，异质性在急速增加。这种阶层分化的不断发展，使得农民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成为自觉的利益主体，他们的行为，越来越带有工具理性的色彩。在阶层分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农村人际关系被理性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关系”正被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为农民理性行动者所占有、使用，以帮助其实现各自的目标。 从宏观上看，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确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国家制度安排上的转变所引致。因此，学界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探讨。然而，在微观层次上的观察发现，农民分化的具体过程，仍然不外乎根据自己的条件，设计自身行为，以求得在资源再分配、利益重构的过程中，尽量取得较为优势的地位。而理论界对于分化主体——农民使用关系资源的理性行动和内在过程，尚未给予特殊的、足够的关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将研究的视角放在了微观层次上，选择了安徽两村进行实地调查，来了解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并试图通过关系资源的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来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阶层分化问题，探讨关系资源的占有、分配、使用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分析关系资源所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尝试性的解释。 从逻辑上看，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源于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再分配”体制的权力授予关系和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交换关系，在体制转轨的状态下都不太稳定。虽然，从理论上讲，伴随体制转型过程的社会报酬分配会从对“权力者”有益转向对“市场者”有益的方向发展，但是，无论是“权力者”还是“市场者”，都不可能完整的或顺利的占有权力资源或市场资源。因为转型期社会结构体制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二者各自凭借的资源配置的制度规则的不完整性及脆弱性，这些客观因素势必导致非制度性空间的存在。在非制度性空间内，农民理性行动者为实现目标而去寻找到了替代性手段——关系资源。 因此，在非制度性空间存在的情况下，面对农村日益加剧的利益分化格局，必须强调在阶层分化过程中的机会均等。而这种机会均等，首先意味着每一个农村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进入各种社会活动领域，并且凭其自身能力通过按照共同认可的规则进行竟争而获取相应的社会资源或者说利益。其次，机会均等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坚持起点上的平等。因此，应加快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体系的构建，实现与计划经济体制中权力资源配置的对接，尽可能的缩小关系资源等非制度性资源配置手段运转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