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资本也较为活跃,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金融领域的风险,集中体现在非法集资、高利贷现象等的频发上。从经济学理论上讲,高利贷是一个中性的事物,高利贷可以有效的提高资金的利用率,盘活民间资本,为个人、企业提供生活、生产所需的资金,促进经济的发展,但高利贷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侵犯个人的权利,同时对经济秩序也有不良的影响,甚至会滋生或诱发关联性犯罪。因此刑法理论界对是否应当以刑法规制高利贷的行为展开了讨论。刑法理论界对于高利贷的争论焦点有二,其一是高利贷行为是否应当以刑法规制,其二是如果以刑法规制,是在现行刑法的框架内以非法经营罪规制还是单独设立高利贷罪。笔者从实然的社会角度阐述,高利贷是偏负面的,市场的逐利性使得高利贷的不利方面遮蔽了其有利方面,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属于刑法应当规制的对象。事实上,司法实践中也常以非法经营罪来规制社会影响较大的高利贷案件,但笔者认为如此定罪并不妥当,是非法经营罪作为口袋罪的扩大化趋势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而且非法经营罪的法定类型从解释上也难以涵盖高利贷行为。近年来,“裸贷”、“套路贷”等不法行为也屡禁不止,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多次下发严厉打击此类现象的通知。但由于其立法效力层级较低,难以作为刑事处理的法律依据,导致司法实践中常常无法可依。笔者进一步论述了域外立法中关于高利贷的条款,表明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有必要规制高利贷行为。此外以刑法规制高利贷行为符合刑法的目的性,有利于实现刑法的机能,保护相关法益。因此,从规制高利贷行为以及刑事处理的妥当性而言,刑法应当单独设立高利贷罪,以此规制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高利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