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仅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更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被侵略的屈辱史,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法战争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这些无一不触动了每一位爱国者的神经,于是他们认识到国家已在危难之中,唯有进行变革才有可能救亡图存保国保种。清末主张改制的“公羊三世”说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了。“公羊三世”说是今文经学的一种学说,经学在我国漫漫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时代中,一直占据着思想文化的主体地位,经学一开始的兴盛便与政治紧密联系,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政治的变化,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也在不断变化,这就使得社会的思想领域也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对“经典”的阐述和议论也就赋有各自时代的特点。“公羊三世”的最早表述其实为“三世异辞”,后董仲舒在其中加入了对春秋十二世的划分,东汉何休正式建立了“衰乱”、“升平”、“太平”的历史观“公羊三世”说,魏晋以后,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公羊三世”说鲜有人进行研究,直到清朝中期,常州学派复兴了今文经学,“张三世”的大义才又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在此基础上,龚自珍、魏源又将其发展为一个由乱到治循环交替的历史过程,并明确提出变法改制的紧迫性。19世纪末,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进行了改造和利用,在宪政领域将其发展到顶峰状态,他将“公羊三世”与儒家的“小康”、“大同”结合起来,强调社会发展是由据乱到升平再到太平的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并借此提出自己的君主立宪理论,由进行君主立宪的改制来最终进入“大同”。任何思想的形成都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由身处环境的客观需求而引发的,一定历史条件的变化必定会导致相关思想的变化,因此,“公羊三世”说在清末的重现,便与晚清的危机局势息息相关。晚清国家处在危难之中,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均已宣告失败,于是康有为认识到要救亡的根本还是要改革政体,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但要如何能够使统治者及民众更加便于接受这种改制,他经过重重考量,最终选取了“公羊三世”说作为改制理论依据。清末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变化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戊戌政变前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理论中心是“改制”,因此对“公羊三世”说的改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升为一种进化的变易观、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迹,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混乱到治理,由贫乏到昌盛,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文明的过程,彻底地否定了历史倒退论和循环论,这也是对中国变易观、历史观的一次重大转折,使之有了近代化的意义。二、将孔子“大同”“小康”思想融入其中,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是为其变法改制服务的,他意识到要想变法维新,一定要有一套具体的思想理论,而这种思想理论为便于广泛民众的接受,既不能是纯西方的也不能是全新的,对于有着几千年传统思想的中国民众,最实际的做法还是从旧的儒家经学中寻找根据,制造舆论,于是在选择了“公羊三世”经学理论的同时还将儒家的“大同”、“小康”说融合进来,表明改制的合理性。三、结合西方思想,提出了君主立宪理论,为将西方思想、制度能够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康有为将其纳入“太平世”的场景描绘中,人们都向往由“升平世”而进入“太平世”,康有为便在“太平世”中大提民主与民权,提倡君主立宪,这其实就是将西方先进理念融入进太平世中,从而提出变法改制。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南下逃亡,先后辗转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出亡过程中,他通过亲眼所见,感悟到之前认为十分先进的西方国度依然有着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同时,国内形势在这几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清廷统治的愈加腐败,外国侵略形势的愈加严峻,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知识分子通过清政府对爱国运动镇压的反面教育,日益倾向革命。于是康有为等改良派的任务不再是针对君主专制而行立宪,而是要为反对革命而立宪了,因此此时“公羊三世”说的理论中心转变为“渐进”,于是康有为进行了进一步改造:一、改变“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所对应时期。在戊戌政变前,康有为认为中国二千年来君主专制社会是“升平世”即“小康”,通过变法改制,就可以逐渐达到他所向往的“大同”境界。而在后期《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孟子微》、《论语注》、《中庸注》等著作中,多次表示“吾既生乱世”、“即英、美诸国近号升平”等记载,而在《大同书》中更是称欧美为“略近升平”,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皆为“升平”,而“太平”则更加遥遥无期,而中国则“伤矣哉!乱世也”。二、诞生了“三世三重”说。康有为作《孟子微》时,已隐含有“九世”的涵义,到《中庸注》正式发展为“三世三重”,认为“每世之中,又有三世”,即“据乱亦有乱世之升平、太平,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据乱、升平之别。每小三世中,又有三世,于大三世中,又有三世。于是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三、论述重点转为改制要渐进,不得躐等。此时改良派的理论重心已不是要不要改制的问题,而是要改成何种制度,具体要通过何种途径进行改制的问题,于是康有为又对“公羊三世”说迸行修正,更加强调其渐进性,认为进化须有一定的过程与轨道,不得躐等,既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按照由“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依次进化的,因此只能由君主专制先进入君主立宪,再由君主立宪进入民主共和。本文分为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通过介绍晚清的危机局势,引出康有为在此时主张变法改制的重要性并提出“公羊三世”说作为理论依据;第二章阐述“公羊三世”说在历代的变化发展,分析其与变法改制的关系,以突出清末“公羊三世”的特殊性;第三章对康有为早期以“改制”为中心的“公羊三世”说进行详细论述,肯定其在维新变法中的积极作用;第四章对康有为后期以“渐进”为中心的“公羊三世”说进行详细论述,对比与早期的不同及与革命派的不同理念;第五章对“公羊三世”说进行评价并由此引出对思想理论与变法改制之间关系的探讨。